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_meta.json b/pages/corpse-walker/_meta.json index d77cf72..f7fda87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_meta.json +++ b/pages/corpse-walker/_meta.json @@ -1,7 +1,7 @@ { "index": "目录", - "preface": "老威在底层（代序）", "author": "作者简介", + "preface": "老威在底层（代序）", "s01": { "type": "separator", "title": "卷一 黑牢访谈录"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_meta.json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_meta.json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1df557c --- /dev/null +++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_meta.json @@ -0,0 +1,8 @@ +{ + "liushahe": "流沙河序：哀民生之多艰", + "liyadong": "李亚东：为无权势者立命", + "book-review": "《中国底层访谈录》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 + "shenlizhi": "沈励志：中共禁书始末", + "luyuegang": "非如此不可——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 "tangxiaodu": "唐晓渡：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book-review.md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book-review.md index 3f376a7..6f8c077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book-review.md +++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book-review.md @@ -1,33 +1,65 @@ -《中国底层访谈录》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 (根据录音整理) +# 《中国底层访谈录》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 + +(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01 年 3 月 4 日下午 - 地点：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 - 主办：北京某文化单位 - 整理：陈帅 夏榆 - 雷颐（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学家）：《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我最近读到的极具震撼力的一部书，它虽然不是按照所谓问题或者焦点组织起来的，但有一个追问在里边，比如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不断的通过对一些社会底层人命运的描述试图求解，但是它又无限敞开并不作答案。 - 从历史学的意义上看，你和社会下层或者说社会底层的人，无论是乞丐还是妓女，当你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作家的身份或研究者的身份，有意识的带着采访机或摄像机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只要面对录音机摄像机，他们谈的很多东西就会不真实，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现在口述史学很重要，但对着录音机的谈话总会有修饰的成分。而这本书的写作不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因为它的作者本身是身在江湖和他们血脉相通，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和他们在一起共同的生活。所以他能够以自己的真实获得被访者的真实。 - 这部书写的都是最底层所谓的芸芸众生，记录他们最平常最日常的状态，也是生活最本真的状态。这是很难得的。我始终有个观点，就是说很多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不形成文献就很难成为历史，因为历史学的规范是只有成为文献，才有人记录，才会成为历史。当没有成为文献的时候整个生活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从为历史留痕这个意义上看就很重要了。这部书为历史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记录。这是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 我总觉得我们从前的史学只是关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大的运动，而这部书更加注重日常的生活，比如一把胡椒的价格，一张招贴画，这种东西被记录下来，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当你作为外来者正而八经的去采访的时候，他给你说的都未必是真实的，但你跟他天天朝夕相处就不一样，很多内心最隐秘的最私人的东西都会讲出来。 - 从学术的意义上说这部书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以往只有社会的历史，没有个人的历史。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的意义，同时也让我们从个人的历史看到社会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 - 我看了这部书感觉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曾经也做过好几年的知青，经历过多年的底层的生活，跟农民一样去扒车往返家乡，那时候的盲流都是坐货车流动。随着自己后来的命运的改变跟底层就有了相当的距离了。而这部书又让我看到小人物的生活，看到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欢乐和不幸。 - 也许有人会批评：这部书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焦点。我却认为这就是这部书的特色，它不像那些焦点访谈的节目或者报纸杂志围绕一个焦点问题，围绕一个社会问题，哪怕是一个社会底层的问题来展开。这部书不是，它是全方位的，反映社会底层，反映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就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一种生活，一种状态，一种经历，里边有牢骚、有欢乐、有痛苦，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来自沉默的大多数自己的声音。 - 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喜欢回忆历史，我在《乡村老教师黄志远》中看到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我是搞历史的，看到这些就比较敏感，黄志远作为中学教师，当年因为将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讲得好，到文革开始就因此而遭难，其实不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就很难想象，没有办法理解这些。实际上当初中学课本选的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还是不错的，写得极有文采，很容易讲得声情并茂，但这就成为一个罪状。另外，他讲到看电影的时候，每一次看电影都是新闻简报。我多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看到这个细节就激活了过去的记忆。当时有很长时间就是这样，我们还真是没电影可看，每一次都是新闻简报，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叫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后来到 72、73 年像拍样板戏一样拍了一些样板电影，比如《战洪图》、《青松岭》、《艳阳天》、《火红的年代》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放电影就是新闻简报，我觉得像这样的很小的生活细节都很有价值，这些细节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没有角色的预设，不管是学者、记者或者任何的外来者，作类似的谈话不可能没有预设。包括费孝通，还有其它一些人类学家到一些地方考察，例如到印度尼西亚等等荒僻的地方，一呆多少年，但还是无法成为那其中的一分子，别人也始终不能把你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你自己也不能完完全全的融入其中，始终隔着一层。但老威不搞研究，如果说有追问，他只针对细节，这样，它就为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后代，提供了正统历史所回避的鲜活的时代文本，人性的文本。我的印象里，还有第二本书采取彻底解构作者身份的态度，这一点，使它成为一个“见证性”的孤本，而进入历史典藏文库。 - 丁东（作家•当代民间思想史家）：每个社会有底层就肯定有中层、上层，另外还有江湖，与江湖对应的还有庙堂。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有话语权有写作能力有发表机会的人，总的来说都是在上层，或者说在中层，在庙堂这个环境里生活或发言。高踞上层或者中层或者庙堂的知识分子写底层社会的生存实况的书每个时代都有，从二十世纪初就有，五四时期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有。但是在上层的知识分子在写下层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带着上边的观念，上边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是从上往下看，是一种居高临下，一种俯瞰的姿态。 - 老威的这本书就不一样。一个事变把他从文化精英浪漫诗人的立场打下去了，打下去之后你别无选择的身在江湖，你就可以进入底层了，你自己的江湖身份、江湖的体验再和江湖的人打交道，然后就可以对话了，这种对话我觉得你既是了解对方的命运，同时也是反观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我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 这样的访问就获得了一种平视对等的交流。不管是小偷、妓女、囚犯、吸毒者还是流浪诗人、民间乐手，作者他不是在居高临下的跟他谈。而是平起平坐，我觉得这种状态比较重要，要没有这种状态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对话。没有办法听到真实的声音。 - 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那么长的底层经历，但我以前也插过队，和这个比插对不能算底层，但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比插队应该就是底层。我在插队第二年头上，有一回我和两个同学扒车，扒火车想出去玩，结果给漏下了，让人给关到收容所里，从河南押到新疆，又从新疆押到长治，这一个月你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你周围的人都是要饭的、小偷、盲流，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这样的生活只有一个月，但这一个月的感受和我五十年的人生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一看到这样的底层经历就把记忆唤起来。 - 王小波有一个说法叫“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不管底层也好江湖也好，这个群体在中国属于大多数，他们在总的人口所占的绝对数量相当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现代传媒和社会公众的视野。就是说你确实是感到是他们在说话，这确实是很难得的。在这样一部书里这些从来没有话语权利的人获得了表达和言说的权利。这些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的人现在发声了，我觉得这是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 现在写底层老百姓的书我们也看到过，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他写的也挺多，但是你能看到记者本人的影子，你感到他的姿态和那个焦点访谈那个拿着话筒采访的没有区别，就是说他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充满了自信，他觉得我是代表公正的，我来报道你，我来说你。另外，就题材来看，这些东西在别的作家那儿其实也有，比如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辛欣写的《北京人》等等，但这个我觉得还不能体现这部书的特色，我说的特色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平视的眼光。不管是张辛欣也好、冯骥才也好，他始终有那个作家的架子。他那个架势背后蕴涵着一个什么呢，就是人应该怎样生活，历史应该怎样前进，社会应该怎样建设，这个在他那里是有一套的，但是这一套在社会底层的这些吹鼓手啊、招魂士、算命的等等全不一样，他们那一套跟你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老威就把这些架势全都不要了，就是我和你一样。就是说我和你是一样的人，这样他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他的独特性，我觉得要是不讲出这一点，光说他表现了底层，或者说写了别人没写的没注意的东西还不能说明什么。人家都可以举出例证说他写的什么东西，人家哪儿哪儿也写了。不一样我觉得就在这儿。 -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你要光会底层这一套你也写不了，因为老威还有过去精英文化那一套想法。有了那个再被打下去之后你看人看问题就不一样了。 - 就过去的历史而言，还没有来自底层的声音，没有来自江湖的声音。最近河北省政协有一个《文史精粹》杂志，他们编了一套史料丛书，挺大的规模，有中国禁烟史料、土匪史料、娼妓史料，但是他们都是由各省政协系统征集的文史资料，都是由各种专业工作者回忆整理的，在这些史料里你可以看到当年的数据，当年的情况，但你就是不知道当年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只有别人按照某一个理念或者某一个历史的价值观总结他们，评判他们，概括他们，你听不到他们自己个人的声音。 - 我觉得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的东西。 - 唐晓渡 (诗歌评论家)：我知道作者八十年代是个相当有影响的先锋诗人，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这本书的写作我知道得很早。作者老威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自己在序里面也谈到了，从向往精英到追求精英式的这种立场把目光转向了底层，这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想谈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这个工作也有连续性。关注诗歌的人都记得作者在八十年代写作过长诗《死城》、《黄城》、《幻城》三部曲，这里面，包括他的写作方式，现在回头去看，实际上也蕴含了他现在的这种转向。怎么去看这个“底层”，从社会的这个阶层，从他们的身份，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都是一种说法。可是，我们来看这本书呢，也不尽然如此，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文化人、诗人，包括他们先后的转变。刚才丁东先生也讲到了，“底层”是相对于中层、上层，也是相对于“庙堂”，但在我看来，从我对作者的了解，或者我愿意看到的作者的变化来看，那么我更愿意把“底层”理解成是生命的真象，这种“底层”实际上我们人人心中都有，我也相信，也正因为如此，不同身份的、不同层面的读者，他们读到这样一本书才会产生一种共鸣。从生命底层，从人的欲望、本能，一种没有经过意识形态语言组织过的现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的真象，这是我理解的“底层”的含意，我觉得作者老威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底层的生活，进入底层人的灵魂、内心、情感。这也是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没有经过意识形态组织过的，和我们在报纸、电视节目等各种媒体背后，被他们所遮掩的遮蔽的，以至于在我们生活过程中被遗忘的，或者故意遗忘的这些生命真相，把它们揭示出来。也可以说作者把他作为诗歌世界的对个人的内心的关怀，生命状态的关怀，投射到了社会层面上。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这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裂变、转折，另一方面也有它的连续性。八九十年代之交之后，应怎样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然的，必须如此的，但确实在这多种多样中，有一种准则、维度，那么作者老威是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不想把它说得太严重，但他确实有一种下地狱的心态，就是在精神上自觉沉到生命最底层去，也只有这样才会做出这样的事。一个普通的记者，因为工作需要也可以做这样的事，但一定做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本书，我称之为生命的丛林，尽可能揭示了它原生的状态——丛林状态，这个工作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这本书也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记忆，包括雅文化的东西，这儿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我就不用多说了，我就是想强调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情怀，这样的关注，既有他断裂的一面，也有他连续的一面。 - 摩罗（学者）：老威先生这本书我非常有兴趣的在读，这几天一边读一边在跟朋友们聊。但我得先说一个意思，老威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本书。大概在一年前，我得到一本老威先生自编的东西，那是一些书信，他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所写的书信，还有一些诗歌，也是在特殊环境里所写的诗歌，我看了觉得非常的震撼，觉得老威先生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境遇里，对非人存在的痛苦，对人的这种境遇的体会，或者说是一种绝望感吧，非常深地打动了我。前几天又听了老威先生不是文字的创作，是关于他吹箫的录音，这对我比看他自编的小册子又有着更深的打动。所以我觉得读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更多还是从这些文字背后去体会老威先生所要表达的东西。他要表达的比他文字所表达的要多得多，这个访谈录虽然很丰富，采访了这么多人，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一篇采访狱霸田洪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打动就像看他的诗，听他的箫一样。这个田洪在监狱里，刚进去的时候受别人欺负。那是一个大约住了二十多人的牢房，最后他成了头，他成了头后对待别人跟当初别人虐待他没有什么变化，一模一样。就像我们看历史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循环，重复，即是说，被压迫者感到不平、造反，造反以后自己也变成压迫者了。在这儿我想跟读者介绍一个细节，书中写到一种刑法，就是用一根线，把你的身体某一部分缠起来，慢慢地缠，一道一道地缠，缠了之后，你的肌肉发生变化，线就完全嵌进了肉里面，让你周身疼，当缠你的手时把它叫作一道什么菜，如果你要反抗的话，就缠你的生殖器。你的生殖器在软的时候就开始缠，缠好之后有人帮你搓得发热，涨起来，一涨起来线就更深地嵌进肉里面。这是狱霸折磨人的方法之一，而书里还介绍了很多别的折磨方式，也很触目惊心。我觉得这样的篇章写出来，可以很深地揭示人内心里比较阴暗的东西，恶的东西。当然，一个人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说其中有非常客观的原因。就像卢梭所反复强调的，每个人只要自然地发展，就是一个好的人，人之所以变坏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成了坏人。但是社会又是谁做出来的？又是谁依据什么东西做出来的，我觉得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来的，在人诞生之前没有这个社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自己做成了这个社会。人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做成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既体现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也同样体现了人性中罪的一面，恶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尽管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坏，受到伤害，但社会在我看来它不是原因的原因，它虽然在扭曲人的时候是原因，但它同时也是结果。它是谁的结果？它是人性的结果。特别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环境下，可能对一些好的东西觉得自然，不太去关注它，比如我们每分钟都呼吸空气，但我们没注意到空气的存在。但只要憋气十分钟，你就会感到这种环境对你的迫害，对你的摧残。我们对好的东西感觉要轻淡一点，对罪恶，黑暗的东西感觉要强烈一点。所以，我们对社会中罪恶的东西感觉强烈，但我的意思是，仅仅从社会的层面上来了解人受难的根源，可能不够。同时还要从人的内心来找。我觉得人的很多苦难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我们对庞大的社会无能为力，可是在那么一个二十多人的牢房，一个二十多人的小社会，每一个人都占了二十分之一，占的比例很大，可是这二十分之一就没想到要来改变这个牢房的现状，改变这个牢房里自己加给自己的凌辱，纵是你想到，可是你没有力量来把它做成，所以人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不断伤害自己，这是我的一种体会。我们要摆脱人所承受的这种苦难，这种不幸，仅仅从社会层面找答案，做努力，可能不够，我觉得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本身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创造来解除人自己的苦难，恐怕还有更多的东西，或者说是更高的东西，对人做一个更透彻的审视，然后获得一个光明的启示来引导人摆脱苦难。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这几天老是跟我的朋友任不寐先生讨论，但我们都被老威深深打动，我确实是有点儿热泪盈眶了，任不寐先生在这方面比我有更丰富的想法，他表达得会比我更清楚，下面还是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听任不寐先生接着讲。 - 任不寐（学者）：谢谢摩罗先生的抬爱，关于这本书，我们确实有很多交流。我首先得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给我们献出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很像地下室里面的一盏灯，它照亮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地下室里，我自己也在底层，那么怎样理解“底层”这个概念呢？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谈谈我的想法。第一，这个“底层”——以这本书为个案来讲，显然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底层”，也不完全是经济权力的“底层”，他更像是话语权力的“底层”。这些人并不是边缘人，他是在我们整个这个话语权力世界里面，一直处于无法言说自己的这种生存状态。第二，我觉得这个“底层”是精神状态的“底层”，这一点刚才唐晓渡先生也谈到了。精神状态从两个层面来讲，它是否是我们这个民族里一种假文化，还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的精神状态，这完全是可以探讨的，也许它并不完全是假文化，可能内在于它，来自于底层的，受伤害的，被伤害的痛苦。被伤害人对社会、对自己的敌意，那么可能内化于我们的灵魂中。另外从这个民族的精神层面或者说从知识分子层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在人类精神的体会上就是处于“底层”，我们的主观自由，我们的精神自由，是不是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是不是唯物主义的博大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灵魂的全部的内核，吃饭的幸福是不是构成了我们精神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安全而不是自由，是不是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精神是不是处于一种未开化的状态。在白银时代俄罗斯有很多知识分子反省本民族的精神状态，他们意识到俄罗斯知识的精神状态跟欧洲相比还处于一个“底层”状态。这是我对“底层”的理解，非常希望大家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再就是我想谈这本书对我的启示。这种启示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叙事方式上来讲，我感觉到它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是否是我们的真实状态，或者我们言说的状态是否是我们真实的状态，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中国，而那个中国离我们并不远，我恰恰就在其中。同时这本书还照亮了历史的真象、现实的真象。大历史的叙述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细节，而且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第二点启示是，在这本书里，对“底层”人话语权力的剥夺彻底被解构了。这一方面是口述史的言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底层人物的言说来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第三点启示是一种“底层”关怀。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底层”关怀这个问题，由于两种言说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一种是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说方式，一种是所谓“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言说方式也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对弱者的关怀提出一种警惕，说这种关怀有可能导致一种救世主的情结。那么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激进主义”倾向，恢复传统的倾向，他们对“底层“的关怀，给弱者送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像打了一张欠条，这在毛泽东时代已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困境，弱者显然是存在的，他们无法，或者无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进行自我帮助。我们是否因为害怕”救世主“的情结而不去关怀，如果我们关怀了是否就因此成了所谓的救世主？这个问题在当下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在我看来，这确实需要一种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好，谢谢大家。 - 白烨（中科院文学评论家）：这本书和我们过去看过的类似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过去看到的这类书，作者多少带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或者是正常的人去访问另类，或者是文化人访问非文化人，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作者老威的叙述态度不是这样，他完全是深入进去，深入到采访对象里面去，跟他们平等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交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这种赤裸的真实一方面是采访对象原生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很本真的生活态度。里面最打动我的是谈胡风狱友的那篇文章，我由此也看到”社会底层“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了社会底层，我觉得胡风就是。当时胡风得了很重的病，每天都很痛苦，有一次在小组领饭时从台阶上摔倒了，还被几个犯人痛打一顿。书里还写到胡风话不多，经常在院坝上站着发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真是为我们中国一流的理论家、评论家感到悲哀。从这本书所写内容来看，我觉得我们社会的某个时期对个人生命的摧残，也许仅一次，但这个生命也许永远也翻不了身了。随着历史的向前，我们可能把这个个体生命都遗忘了。而有些人可能现在还在承受被摧残过去的伤害。看了这些，对我心灵确实很有触动，我们真是要反省我们这个社会，怎样把个体生命当生命来对待。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各个行业变化都很大，没有变化的就是新闻。我是去年十月去了一趟美国，我对那片土地最大的感受就是精神空气充分自由，只要你能想到的就可以说。我在纽约的时候，看见电台在采访克林顿，有一个记者去捏克林顿的脸，我问旁边的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是记者在替克林顿纠正口音。记者可以捏总统的脸，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一些没用的正确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真实的感受。国内的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很难看到我们国家真实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威的这本书真不仅仅是一本书，非常值得广大读者去阅读，特别需要新闻工作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作为公民来讲，我们都有知情权。但事实是，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情，所以我对作者表示敬意，对出版社表示祝贺。 - 岳建一（出版家）：我感觉这本书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地狱的澡堂里，然后有一群各种各样的灵魂，这些灵魂都是裸体的站在这个镜子面前，非常逼真，我是这么一种感觉。看这本书以后，我的评价是，如果我们的新闻环境，我们的文化生态，如果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环境的话，这本书能够，也必然会影响中国新闻写作，以及纪实写作的形式和进程。我觉得这本书的写法，它的意义超过了这本书本身，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采访这些底层人时，把新闻采访者的身份，全部拿掉了，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与被采访者对等的，而且是平民化的，很关注对方的，和对方嬉笔怒骂，同时在这种采访中透出一种犀利的眼光，一种智慧，一种直逼灵魂的拷问，你不能不回答。被采访者通过这种采访，也感受到了自己对采访者的一种信任，一种毫无顾忌的，不讳言的，把自己最隐秘的，最精神的，最生命深处的经历表述出来。另外，我认为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它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民间记忆的品格。这种民间记忆恰恰是我们现在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所需要的品格，刚才朋友们也谈到了现在新闻的索然无味，和对它的真实性的怀疑，那么这本书恰恰以它民间记忆的方式还原了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而我们现在多是在一种统一的叙述、纪实，统一地记忆，没有个性，苍白，圆通，只说好，不说坏，缺少生动，缺少对于事物的、生活的、社会的直逼本质的那种拷问，而这本书的作者做到了。我想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学者，通过这本书的启示，应该意识到我们要恢复民间记忆的伦理、民间记忆的品格、民间记忆的禀赋、民间记忆的常识。什么叫民间记忆？我认为民间是一切历史记述，一切新闻记述的灵魂，民间记忆是具有血性的，具有个性的、灵性的，尤其是具有品性和骨质的，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任何金钱不可代替和更改的。民间记忆它本质是自足的、自尊的、自立的、自强的、自由的，它是个性化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它是丰富的。因为有了民间记忆这种精神，我想才有了老威的这本书，民间记忆只要还活着，它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活着。因此，我感谢作者老威。 -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最近三个月我闭门不出，这会儿突然来到人群当中就变得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人的心经常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遮蔽的。我读了这本书觉得它最有意义的是它把一部分被遮蔽的声音给显露出来了，我们听到了。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们过去的历史从来是写大人物的历史，写英雄人物的历史。而从来不写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写历史从来都是写大的历史事件，而不写个体生命。比如我们谈反右怎么怎么，但就不谈某个具体的右派分子，他的个本生命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写历史只写事件，不写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是看不见的。那么这样一种历史观，使很多个体生命的声音，普通人的声音，特别是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是看不见的，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就被遮蔽了，但有些人是被剥夺了发出声音的权利，我们更加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我觉得老威的可贵在于他关注到了个体生命，他写了一个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史，而且是一种心灵的历史。看了这本书后我想，假如我去采访，我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就是每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他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也很难。因为中国人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有很多面孔，只要把录音机一放到他面前，说出的就是大众需要的语言，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需要的语言，而把自己的声音给遮蔽了，而下层人的谈话，流浪儿的谈话，他们都还是按着游戏的原则说话的，不把真实的话说出来。不仅我们知识分子是这样，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所以很不容易。不完全是外在的原因，我想还有内在的原因，使我们内心真实的话说不出来了。所以我要说，大家读老威的书也别上当，书里人物也不完全把自己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了，这个真实是有限的。第一，被采访对象本身就没把真实的话都说出来，很明显有所保留，读也读得出来，很多保留，很多话没说。另外，老威在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些声音。看了这本书，我们不能老实的说这就是真实的声音，只能说部分的真实。但说实话，在中国有这样一个部分的真实也非常不容易。说得更深一点，人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的内心都说出来，这有更复杂，属于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内在矛盾。即使在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人也不完全都想把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出来。所以，时时刻刻，我们的声音总是被遮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读老威这本书受到最大的启发也在这儿。 - 余杰（学者）：老威的这本书比他的第一个版本更加全面更加充实，我重新看后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今天想谈两点：第一点我想从地域文化这个角度来切入，因为我跟老威都是非常亲近的老乡，都是四川人。我从这本书里读到很强的地域文化的色彩。就是从这些人物生长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那些山山水水，到他采访的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因为这是一本口述实录的书，所以，我从这些人物谈话的语言中，可以发现四川方言中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这种语言的丰富性是其它地方语言没法比拟的。他突出的地方语言的特点，使我想起去年获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他获奖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灵山》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到今天已成一种腐败的、衰亡的状态，所以，他希望去发现一种更有生命力，更有想象力，更接近于人性的自然状态。所以，高行健在 80 年代中期到中国的西南西北，特别是西南地区，像湖北神农架，湖南湘江、四川阿坝，彝族的、藏族的、苗族的居住区……这个思路和老威这本书的思路有相似之处。第二点，我想这本书可以放到三个坐标系中去探讨，一个是文学的座标系，一个是历史的座标系，一个是新闻的座标系。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为小人物立传这样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一直被主流话语所压抑，比如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中能够零散地看到，在《史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唐人的笔记中也有一些，然后到了晚明，然后到了晚清，晚清是个笔记谓为壮观的时候，在这种笔记中有很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但不幸的是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由于一种宏大的历史观，这种东西越来越少见了，零星的，像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写底层、写小人物的作家，到四九年以后，这条根就被拦腰斩断了。所以我觉得老威是把这条中国传统很细的命脉结连上了。从历史来看，尽管中国有很深远很丰富的史学文化传统，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没有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我看过法国一位汉学家谢特耐写的南宋的日常生活，他的书做得非常细，虽然是一个学术著作，但是非常可读，比如他研究南宋当时杭州的人民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厕所是怎么修的，他们地下水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普通人家的日常开支，根据很多史料来发掘，这样的著作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因此，老威这本书对我们正统的历史学也非常有启示意义。第三个层面，就是把它作为新闻来看待。前段时间我把这本书送给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他是卢跃刚先生。卢跃刚先生是当下中国做新闻最好的一个记者，不论是从他的知识结构还是从他的人格魅力来说。当时卢跃刚先生看了这本书后跟我有一些交流，他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评价，我觉得他们两位的表述都可以称为新闻，只不过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比如卢跃刚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大国寡民》，是通过陕西民女的一个案子来剖析中国乡村的黑暗，从古代以来的宗法体制跟现在的这种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相结合所构建的一个暗无天日的事件。我觉得卢跃刚先生只是把所叙事件做为一个引子，背后想谈的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他想对中国社会结构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而老威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他关注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本身，他没有把他做为社会事件来分析和研究。我就谈这么多。 - 姚仁杰（北京大学教授）：刚才有朋友谈到个体生命所负起责任的问题，我是搞生物学的，最近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把人的基因图谱描绘出来了，从这个公认的成果来看，人在自然禀赋上的差异是极小极小的，我们人类东方的黄种人跟西方的白种人或非洲的黑种人互相比较来说，自然给我们的差异不到万分之一，也就微乎其微了，就是在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面前，我们可以说，人是平等的。但社会学上很难实现这个人是生而平等的。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儿，所以刚才大家提到的问题也好，就新闻所关注的，和新闻所缺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社会造成的，要是我们把社会的结构想象成一个金字塔，那么统治者是高高在上的，塔尖下，不同受压的人是在不同层次，要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是统治者的喉舌，你怎么要求他去描述底层人的生活？有个定位的问题。所以在一些讨论会上，一些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们说有些问题反而你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敢说我们不敢说，什么道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换饭票不是靠红头文件，而是靠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的技术，而人文科学，包括新闻记者，他饭票本身就是要作喉舌去换得。这个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刚才有人也谈到说真话的问题，从自然禀赋来说，从基因的遗传基础来说，人没有说假话的习性（听众掌声），之所以要说假话是社会逼迫他这样做的，他的生存状态要求他这样做。所以要改变说假话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不能从自然科学方面去寻求，去寻求改良，或者说它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增加一点东西（听众大笑），一定要改良我们的社会，取消压迫人，叫人不敢说真话的社会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就是这位作者是我昨天刚认识的。他是我老乡，并且很有幸，我们中学是一个学校。刚才有位朋友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来，因为他个人的命运曾经就沦入底层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要说明作者的可贵，还在说真话。我也下过底层，所以我同意“底层是流动的”这个观点。特别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流动性在知识界是非常大的。一朝是座上宾，一朝就可能变成阶下囚。而变动以后，要是能够有所觉悟，社会就会更快地进步，要是到了底层，只是怕了，而不是觉悟了，或者反过来，像书中写到的，自己在牢房被欺压的地位变成可以欺压人的小组长的时候，而不是觉悟：人不应该欺压人。那么社会永远不能进步。那只是走马灯一样换一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我觉得书的意义在于，不管你怎么说，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有被割掉。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的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不管做什么事，读一本书，写一本书，或者科研发表一篇论文，希望能够促进整体社会的进步。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我对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这方面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当前中国的病不是仅仅科技能够兴国的，必须要有中国整个文化的提升，重新启蒙人民，重新提升人民的觉悟，从素质上提升人民，有现代意识，中国才有希望。 - 李辉（作家）：我觉得把这本书称为新闻史上的奇迹还不是那么准确，准确地说它含有社会学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任何真实都是相对而言的。过去我也做过人物访谈，知识分子多一些。人的回忆，不管是民间记忆也好，个人记忆也好，当进入记忆这个阶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全部的真实。只能说从某一角度可能提供了他愿意告诉我们的那一部分真实。所以每个读者最好不上作者的当。也许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存在的。当别人在对你谈话的时候，在对你回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必然有所选择。三点是祝贺作者提供这么一本全面认识中国现在，包括过去的，每个阶层的书。但对“中国底层”这个概念，我觉得它缺乏相应的排它性，“底层”的排它性是什么？这还需要探讨。总的说来，这本书在细节上还是相当很大的冲击力。 + +地点：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 + +主办：北京某文化单位 + +整理：陈帅夏榆 + +雷颐（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学家）：《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我最近读到的极具震撼力的一部书，它虽然不是按照所谓问题或者焦点组织起来的，但有一个追问在里边，比如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不断的通过对一些社会底层人命运的描述试图求解，但是它又无限敞开并不作答案。 + +从历史学的意义上看，你和社会下层或者说社会底层的人，无论是乞丐还是妓女，当你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作家的身份或研究者的身份，有意识的带着采访机或摄像机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只要面对录音机摄像机，他们谈的很多东西就会不真实，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现在口述史学很重要，但对着录音机的谈话总会有修饰的成分。而这本书的写作不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因为它的作者本身是身在江湖和他们血脉相通，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和他们在一起共同的生活。所以他能够以自己的真实获得被访者的真实。 + +这部书写的都是最底层所谓的芸芸众生，记录他们最平常最日常的状态，也是生活最本真的状态。这是很难得的。我始终有个观点，就是说很多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不形成文献就很难成为历史，因为历史学的规范是只有成为文献，才有人记录，才会成为历史。当没有成为文献的时候整个生活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从为历史留痕这个意义上看就很重要了。这部书为历史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记录。这是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 +我总觉得我们从前的史学只是关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大的运动，而这部书更加注重日常的生活，比如一把胡椒的价格，一张招贴画，这种东西被记录下来，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当你作为外来者正而八经的去采访的时候，他给你说的都未必是真实的，但你跟他天天朝夕相处就不一样，很多内心最隐秘的最私人的东西都会讲出来。 + +从学术的意义上说这部书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以往只有社会的历史，没有个人的历史。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的意义，同时也让我们从个人的历史看到社会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 + +我看了这部书感觉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曾经也做过好几年的知青，经历过多年的底层的生活，跟农民一样去扒车往返家乡，那时候的盲流都是坐货车流动。随着自己后来的命运的改变跟底层就有了相当的距离了。而这部书又让我看到小人物的生活，看到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欢乐和不幸。 + +也许有人会批评：这部书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焦点。我却认为这就是这部书的特色，它不像那些焦点访谈的节目或者报纸杂志围绕一个焦点问题，围绕一个社会问题，哪怕是一个社会底层的问题来展开。这部书不是，它是全方位的，反映社会底层，反映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就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一种生活，一种状态，一种经历，里边有牢骚、有欢乐、有痛苦，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来自沉默的大多数自己的声音。 + +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喜欢回忆历史，我在《乡村老教师黄志远》中看到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我是搞历史的，看到这些就比较敏感，黄志远作为中学教师，当年因为将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讲得好，到文革开始就因此而遭难，其实不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就很难想象，没有办法理解这些。实际上当初中学课本选的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还是不错的，写得极有文采，很容易讲得声情并茂，但这就成为一个罪状。另外，他讲到看电影的时候，每一次看电影都是新闻简报。我多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看到这个细节就激活了过去的记忆。当时有很长时间就是这样，我们还真是没电影可看，每一次都是新闻简报，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叫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后来到 72、73 年像拍样板戏一样拍了一些样板电影，比如《战洪图》、《青松岭》、《艳阳天》、《火红的年代》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放电影就是新闻简报，我觉得像这样的很小的生活细节都很有价值，这些细节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没有角色的预设，不管是学者、记者或者任何的外来者，作类似的谈话不可能没有预设。包括费孝通，还有其它一些人类学家到一些地方考察，例如到印度尼西亚等等荒僻的地方，一呆多少年，但还是无法成为那其中的一分子，别人也始终不能把你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你自己也不能完完全全的融入其中，始终隔着一层。但老威不搞研究，如果说有追问，他只针对细节，这样，它就为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后代，提供了正统历史所回避的鲜活的时代文本，人性的文本。我的印象里，还有第二本书采取彻底解构作者身份的态度，这一点，使它成为一个“见证性”的孤本，而进入历史典藏文库。 + +丁东（作家•当代民间思想史家）：每个社会有底层就肯定有中层、上层，另外还有江湖，与江湖对应的还有庙堂。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有话语权有写作能力有发表机会的人，总的来说都是在上层，或者说在中层，在庙堂这个环境里生活或发言。高踞上层或者中层或者庙堂的知识分子写底层社会的生存实况的书每个时代都有，从二十世纪初就有，五四时期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有。但是在上层的知识分子在写下层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带着上边的观念，上边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是从上往下看，是一种居高临下，一种俯瞰的姿态。 + +老威的这本书就不一样。一个事变把他从文化精英浪漫诗人的立场打下去了，打下去之后你别无选择的身在江湖，你就可以进入底层了，你自己的江湖身份、江湖的体验再和江湖的人打交道，然后就可以对话了，这种对话我觉得你既是了解对方的命运，同时也是反观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我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 +这样的访问就获得了一种平视对等的交流。不管是小偷、妓女、囚犯、吸毒者还是流浪诗人、民间乐手，作者他不是在居高临下的跟他谈。而是平起平坐，我觉得这种状态比较重要，要没有这种状态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对话。没有办法听到真实的声音。 + +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那么长的底层经历，但我以前也插过队，和这个比插对不能算底层，但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比插队应该就是底层。我在插队第二年头上，有一回我和两个同学扒车，扒火车想出去玩，结果给漏下了，让人给关到收容所里，从河南押到新疆，又从新疆押到长治，这一个月你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你周围的人都是要饭的、小偷、盲流，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这样的生活只有一个月，但这一个月的感受和我五十年的人生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一看到这样的底层经历就把记忆唤起来。 + +王小波有一个说法叫“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不管底层也好江湖也好，这个群体在中国属于大多数，他们在总的人口所占的绝对数量相当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现代传媒和社会公众的视野。就是说你确实是感到是他们在说话，这确实是很难得的。在这样一部书里这些从来没有话语权利的人获得了表达和言说的权利。这些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的人现在发声了，我觉得这是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 +现在写底层老百姓的书我们也看到过，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他写的也挺多，但是你能看到记者本人的影子，你感到他的姿态和那个焦点访谈那个拿着话筒采访的没有区别，就是说他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充满了自信，他觉得我是代表公正的，我来报道你，我来说你。另外，就题材来看，这些东西在别的作家那儿其实也有，比如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辛欣写的《北京人》等等，但这个我觉得还不能体现这部书的特色，我说的特色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平视的眼光。不管是张辛欣也好、冯骥才也好，他始终有那个作家的架子。他那个架势背后蕴涵着一个什么呢，就是人应该怎样生活，历史应该怎样前进，社会应该怎样建设，这个在他那里是有一套的，但是这一套在社会底层的这些吹鼓手啊、招魂士、算命的等等全不一样，他们那一套跟你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老威就把这些架势全都不要了，就是我和你一样。就是说我和你是一样的人，这样他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他的独特性，我觉得要是不讲出这一点，光说他表现了底层，或者说写了别人没写的没注意的东西还不能说明什么。人家都可以举出例证说他写的什么东西，人家哪儿哪儿也写了。不一样我觉得就在这儿。 +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你要光会底层这一套你也写不了，因为老威还有过去精英文化那一套想法。有了那个再被打下去之后你看人看问题就不一样了。 + +就过去的历史而言，还没有来自底层的声音，没有来自江湖的声音。最近河北省政协有一个《文史精粹》杂志，他们编了一套史料丛书，挺大的规模，有中国禁烟史料、土匪史料、娼妓史料，但是他们都是由各省政协系统征集的文史资料，都是由各种专业工作者回忆整理的，在这些史料里你可以看到当年的数据，当年的情况，但你就是不知道当年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只有别人按照某一个理念或者某一个历史的价值观总结他们，评判他们，概括他们，你听不到他们自己个人的声音。 + +我觉得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的东西。 + +唐晓渡 (诗歌评论家)：我知道作者八十年代是个相当有影响的先锋诗人，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这本书的写作我知道得很早。作者老威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自己在序里面也谈到了，从向往精英到追求精英式的这种立场把目光转向了底层，这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想谈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这个工作也有连续性。关注诗歌的人都记得作者在八十年代写作过长诗《死城》、《黄城》、《幻城》三部曲，这里面，包括他的写作方式，现在回头去看，实际上也蕴含了他现在的这种转向。怎么去看这个“底层”，从社会的这个阶层，从他们的身份，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都是一种说法。可是，我们来看这本书呢，也不尽然如此，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文化人、诗人，包括他们先后的转变。刚才丁东先生也讲到了，“底层”是相对于中层、上层，也是相对于“庙堂”，但在我看来，从我对作者的了解，或者我愿意看到的作者的变化来看，那么我更愿意把“底层”理解成是生命的真象，这种“底层”实际上我们人人心中都有，我也相信，也正因为如此，不同身份的、不同层面的读者，他们读到这样一本书才会产生一种共鸣。从生命底层，从人的欲望、本能，一种没有经过意识形态语言组织过的现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的真象，这是我理解的“底层”的含意，我觉得作者老威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底层的生活，进入底层人的灵魂、内心、情感。这也是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没有经过意识形态组织过的，和我们在报纸、电视节目等各种媒体背后，被他们所遮掩的遮蔽的，以至于在我们生活过程中被遗忘的，或者故意遗忘的这些生命真相，把它们揭示出来。也可以说作者把他作为诗歌世界的对个人的内心的关怀，生命状态的关怀，投射到了社会层面上。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这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裂变、转折，另一方面也有它的连续性。八九十年代之交之后，应怎样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然的，必须如此的，但确实在这多种多样中，有一种准则、维度，那么作者老威是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不想把它说得太严重，但他确实有一种下地狱的心态，就是在精神上自觉沉到生命最底层去，也只有这样才会做出这样的事。一个普通的记者，因为工作需要也可以做这样的事，但一定做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本书，我称之为生命的丛林，尽可能揭示了它原生的状态——丛林状态，这个工作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这本书也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记忆，包括雅文化的东西，这儿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我就不用多说了，我就是想强调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情怀，这样的关注，既有他断裂的一面，也有他连续的一面。 + +摩罗（学者）：老威先生这本书我非常有兴趣的在读，这几天一边读一边在跟朋友们聊。但我得先说一个意思，老威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本书。大概在一年前，我得到一本老威先生自编的东西，那是一些书信，他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所写的书信，还有一些诗歌，也是在特殊环境里所写的诗歌，我看了觉得非常的震撼，觉得老威先生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境遇里，对非人存在的痛苦，对人的这种境遇的体会，或者说是一种绝望感吧，非常深地打动了我。前几天又听了老威先生不是文字的创作，是关于他吹箫的录音，这对我比看他自编的小册子又有着更深的打动。所以我觉得读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更多还是从这些文字背后去体会老威先生所要表达的东西。他要表达的比他文字所表达的要多得多，这个访谈录虽然很丰富，采访了这么多人，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一篇采访狱霸田洪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打动就像看他的诗，听他的箫一样。这个田洪在监狱里，刚进去的时候受别人欺负。那是一个大约住了二十多人的牢房，最后他成了头，他成了头后对待别人跟当初别人虐待他没有什么变化，一模一样。就像我们看历史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循环，重复，即是说，被压迫者感到不平、造反，造反以后自己也变成压迫者了。在这儿我想跟读者介绍一个细节，书中写到一种刑法，就是用一根线，把你的身体某一部分缠起来，慢慢地缠，一道一道地缠，缠了之后，你的肌肉发生变化，线就完全嵌进了肉里面，让你周身疼，当缠你的手时把它叫作一道什么菜，如果你要反抗的话，就缠你的生殖器。你的生殖器在软的时候就开始缠，缠好之后有人帮你搓得发热，涨起来，一涨起来线就更深地嵌进肉里面。这是狱霸折磨人的方法之一，而书里还介绍了很多别的折磨方式，也很触目惊心。我觉得这样的篇章写出来，可以很深地揭示人内心里比较阴暗的东西，恶的东西。当然，一个人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说其中有非常客观的原因。就像卢梭所反复强调的，每个人只要自然地发展，就是一个好的人，人之所以变坏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成了坏人。但是社会又是谁做出来的？又是谁依据什么东西做出来的，我觉得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来的，在人诞生之前没有这个社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自己做成了这个社会。人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做成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既体现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也同样体现了人性中罪的一面，恶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尽管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坏，受到伤害，但社会在我看来它不是原因的原因，它虽然在扭曲人的时候是原因，但它同时也是结果。它是谁的结果？它是人性的结果。特别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环境下，可能对一些好的东西觉得自然，不太去关注它，比如我们每分钟都呼吸空气，但我们没注意到空气的存在。但只要憋气十分钟，你就会感到这种环境对你的迫害，对你的摧残。我们对好的东西感觉要轻淡一点，对罪恶，黑暗的东西感觉要强烈一点。所以，我们对社会中罪恶的东西感觉强烈，但我的意思是，仅仅从社会的层面上来了解人受难的根源，可能不够。同时还要从人的内心来找。我觉得人的很多苦难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我们对庞大的社会无能为力，可是在那么一个二十多人的牢房，一个二十多人的小社会，每一个人都占了二十分之一，占的比例很大，可是这二十分之一就没想到要来改变这个牢房的现状，改变这个牢房里自己加给自己的凌辱，纵是你想到，可是你没有力量来把它做成，所以人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不断伤害自己，这是我的一种体会。我们要摆脱人所承受的这种苦难，这种不幸，仅仅从社会层面找答案，做努力，可能不够，我觉得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本身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创造来解除人自己的苦难，恐怕还有更多的东西，或者说是更高的东西，对人做一个更透彻的审视，然后获得一个光明的启示来引导人摆脱苦难。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这几天老是跟我的朋友任不寐先生讨论，但我们都被老威深深打动，我确实是有点儿热泪盈眶了，任不寐先生在这方面比我有更丰富的想法，他表达得会比我更清楚，下面还是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听任不寐先生接着讲。 + +任不寐（学者）：谢谢摩罗先生的抬爱，关于这本书，我们确实有很多交流。我首先得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给我们献出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很像地下室里面的一盏灯，它照亮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地下室里，我自己也在底层，那么怎样理解“底层”这个概念呢？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谈谈我的想法。第一，这个“底层”——以这本书为个案来讲，显然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底层”，也不完全是经济权力的“底层”，他更像是话语权力的“底层”。这些人并不是边缘人，他是在我们整个这个话语权力世界里面，一直处于无法言说自己的这种生存状态。第二，我觉得这个“底层”是精神状态的“底层”，这一点刚才唐晓渡先生也谈到了。精神状态从两个层面来讲，它是否是我们这个民族里一种假文化，还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的精神状态，这完全是可以探讨的，也许它并不完全是假文化，可能内在于它，来自于底层的，受伤害的，被伤害的痛苦。被伤害人对社会、对自己的敌意，那么可能内化于我们的灵魂中。另外从这个民族的精神层面或者说从知识分子层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在人类精神的体会上就是处于“底层”，我们的主观自由，我们的精神自由，是不是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是不是唯物主义的博大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灵魂的全部的内核，吃饭的幸福是不是构成了我们精神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安全而不是自由，是不是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精神是不是处于一种未开化的状态。在白银时代俄罗斯有很多知识分子反省本民族的精神状态，他们意识到俄罗斯知识的精神状态跟欧洲相比还处于一个“底层”状态。这是我对“底层”的理解，非常希望大家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再就是我想谈这本书对我的启示。这种启示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叙事方式上来讲，我感觉到它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是否是我们的真实状态，或者我们言说的状态是否是我们真实的状态，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中国，而那个中国离我们并不远，我恰恰就在其中。同时这本书还照亮了历史的真象、现实的真象。大历史的叙述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细节，而且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第二点启示是，在这本书里，对“底层”人话语权力的剥夺彻底被解构了。这一方面是口述史的言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底层人物的言说来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第三点启示是一种“底层”关怀。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底层”关怀这个问题，由于两种言说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一种是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说方式，一种是所谓“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言说方式也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对弱者的关怀提出一种警惕，说这种关怀有可能导致一种救世主的情结。那么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激进主义”倾向，恢复传统的倾向，他们对“底层“的关怀，给弱者送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像打了一张欠条，这在毛泽东时代已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困境，弱者显然是存在的，他们无法，或者无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进行自我帮助。我们是否因为害怕”救世主“的情结而不去关怀，如果我们关怀了是否就因此成了所谓的救世主？这个问题在当下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在我看来，这确实需要一种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好，谢谢大家。 + +白烨（中科院文学评论家）：这本书和我们过去看过的类似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过去看到的这类书，作者多少带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或者是正常的人去访问另类，或者是文化人访问非文化人，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作者老威的叙述态度不是这样，他完全是深入进去，深入到采访对象里面去，跟他们平等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交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这种赤裸的真实一方面是采访对象原生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很本真的生活态度。里面最打动我的是谈胡风狱友的那篇文章，我由此也看到”社会底层“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了社会底层，我觉得胡风就是。当时胡风得了很重的病，每天都很痛苦，有一次在小组领饭时从台阶上摔倒了，还被几个犯人痛打一顿。书里还写到胡风话不多，经常在院坝上站着发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真是为我们中国一流的理论家、评论家感到悲哀。从这本书所写内容来看，我觉得我们社会的某个时期对个人生命的摧残，也许仅一次，但这个生命也许永远也翻不了身了。随着历史的向前，我们可能把这个个体生命都遗忘了。而有些人可能现在还在承受被摧残过去的伤害。看了这些，对我心灵确实很有触动，我们真是要反省我们这个社会，怎样把个体生命当生命来对待。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各个行业变化都很大，没有变化的就是新闻。我是去年十月去了一趟美国，我对那片土地最大的感受就是精神空气充分自由，只要你能想到的就可以说。我在纽约的时候，看见电台在采访克林顿，有一个记者去捏克林顿的脸，我问旁边的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是记者在替克林顿纠正口音。记者可以捏总统的脸，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一些没用的正确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真实的感受。国内的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很难看到我们国家真实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威的这本书真不仅仅是一本书，非常值得广大读者去阅读，特别需要新闻工作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作为公民来讲，我们都有知情权。但事实是，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情，所以我对作者表示敬意，对出版社表示祝贺。 + +岳建一（出版家）：我感觉这本书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地狱的澡堂里，然后有一群各种各样的灵魂，这些灵魂都是裸体的站在这个镜子面前，非常逼真，我是这么一种感觉。看这本书以后，我的评价是，如果我们的新闻环境，我们的文化生态，如果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环境的话，这本书能够，也必然会影响中国新闻写作，以及纪实写作的形式和进程。我觉得这本书的写法，它的意义超过了这本书本身，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采访这些底层人时，把新闻采访者的身份，全部拿掉了，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与被采访者对等的，而且是平民化的，很关注对方的，和对方嬉笔怒骂，同时在这种采访中透出一种犀利的眼光，一种智慧，一种直逼灵魂的拷问，你不能不回答。被采访者通过这种采访，也感受到了自己对采访者的一种信任，一种毫无顾忌的，不讳言的，把自己最隐秘的，最精神的，最生命深处的经历表述出来。另外，我认为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它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民间记忆的品格。这种民间记忆恰恰是我们现在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所需要的品格，刚才朋友们也谈到了现在新闻的索然无味，和对它的真实性的怀疑，那么这本书恰恰以它民间记忆的方式还原了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而我们现在多是在一种统一的叙述、纪实，统一地记忆，没有个性，苍白，圆通，只说好，不说坏，缺少生动，缺少对于事物的、生活的、社会的直逼本质的那种拷问，而这本书的作者做到了。我想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学者，通过这本书的启示，应该意识到我们要恢复民间记忆的伦理、民间记忆的品格、民间记忆的禀赋、民间记忆的常识。什么叫民间记忆？我认为民间是一切历史记述，一切新闻记述的灵魂，民间记忆是具有血性的，具有个性的、灵性的，尤其是具有品性和骨质的，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任何金钱不可代替和更改的。民间记忆它本质是自足的、自尊的、自立的、自强的、自由的，它是个性化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它是丰富的。因为有了民间记忆这种精神，我想才有了老威的这本书，民间记忆只要还活着，它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活着。因此，我感谢作者老威。 +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最近三个月我闭门不出，这会儿突然来到人群当中就变得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人的心经常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遮蔽的。我读了这本书觉得它最有意义的是它把一部分被遮蔽的声音给显露出来了，我们听到了。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们过去的历史从来是写大人物的历史，写英雄人物的历史。而从来不写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写历史从来都是写大的历史事件，而不写个体生命。比如我们谈反右怎么怎么，但就不谈某个具体的右派分子，他的个本生命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写历史只写事件，不写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是看不见的。那么这样一种历史观，使很多个体生命的声音，普通人的声音，特别是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是看不见的，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就被遮蔽了，但有些人是被剥夺了发出声音的权利，我们更加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我觉得老威的可贵在于他关注到了个体生命，他写了一个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史，而且是一种心灵的历史。看了这本书后我想，假如我去采访，我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就是每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他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也很难。因为中国人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有很多面孔，只要把录音机一放到他面前，说出的就是大众需要的语言，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需要的语言，而把自己的声音给遮蔽了，而下层人的谈话，流浪儿的谈话，他们都还是按着游戏的原则说话的，不把真实的话说出来。不仅我们知识分子是这样，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所以很不容易。不完全是外在的原因，我想还有内在的原因，使我们内心真实的话说不出来了。所以我要说，大家读老威的书也别上当，书里人物也不完全把自己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了，这个真实是有限的。第一，被采访对象本身就没把真实的话都说出来，很明显有所保留，读也读得出来，很多保留，很多话没说。另外，老威在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些声音。看了这本书，我们不能老实的说这就是真实的声音，只能说部分的真实。但说实话，在中国有这样一个部分的真实也非常不容易。说得更深一点，人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的内心都说出来，这有更复杂，属于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内在矛盾。即使在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人也不完全都想把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出来。所以，时时刻刻，我们的声音总是被遮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读老威这本书受到最大的启发也在这儿。 + +余杰（学者）：老威的这本书比他的第一个版本更加全面更加充实，我重新看后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今天想谈两点：第一点我想从地域文化这个角度来切入，因为我跟老威都是非常亲近的老乡，都是四川人。我从这本书里读到很强的地域文化的色彩。就是从这些人物生长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那些山山水水，到他采访的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因为这是一本口述实录的书，所以，我从这些人物谈话的语言中，可以发现四川方言中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这种语言的丰富性是其它地方语言没法比拟的。他突出的地方语言的特点，使我想起去年获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他获奖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灵山》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到今天已成一种腐败的、衰亡的状态，所以，他希望去发现一种更有生命力，更有想象力，更接近于人性的自然状态。所以，高行健在 80 年代中期到中国的西南西北，特别是西南地区，像湖北神农架，湖南湘江、四川阿坝，彝族的、藏族的、苗族的居住区……这个思路和老威这本书的思路有相似之处。第二点，我想这本书可以放到三个坐标系中去探讨，一个是文学的座标系，一个是历史的座标系，一个是新闻的座标系。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为小人物立传这样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一直被主流话语所压抑，比如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中能够零散地看到，在《史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唐人的笔记中也有一些，然后到了晚明，然后到了晚清，晚清是个笔记谓为壮观的时候，在这种笔记中有很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但不幸的是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由于一种宏大的历史观，这种东西越来越少见了，零星的，像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写底层、写小人物的作家，到四九年以后，这条根就被拦腰斩断了。所以我觉得老威是把这条中国传统很细的命脉结连上了。从历史来看，尽管中国有很深远很丰富的史学文化传统，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没有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我看过法国一位汉学家谢特耐写的南宋的日常生活，他的书做得非常细，虽然是一个学术著作，但是非常可读，比如他研究南宋当时杭州的人民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厕所是怎么修的，他们地下水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普通人家的日常开支，根据很多史料来发掘，这样的著作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因此，老威这本书对我们正统的历史学也非常有启示意义。第三个层面，就是把它作为新闻来看待。前段时间我把这本书送给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他是卢跃刚先生。卢跃刚先生是当下中国做新闻最好的一个记者，不论是从他的知识结构还是从他的人格魅力来说。当时卢跃刚先生看了这本书后跟我有一些交流，他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评价，我觉得他们两位的表述都可以称为新闻，只不过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比如卢跃刚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大国寡民》，是通过陕西民女的一个案子来剖析中国乡村的黑暗，从古代以来的宗法体制跟现在的这种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相结合所构建的一个暗无天日的事件。我觉得卢跃刚先生只是把所叙事件做为一个引子，背后想谈的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他想对中国社会结构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而老威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他关注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本身，他没有把他做为社会事件来分析和研究。我就谈这么多。 + +姚仁杰（北京大学教授）：刚才有朋友谈到个体生命所负起责任的问题，我是搞生物学的，最近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把人的基因图谱描绘出来了，从这个公认的成果来看，人在自然禀赋上的差异是极小极小的，我们人类东方的黄种人跟西方的白种人或非洲的黑种人互相比较来说，自然给我们的差异不到万分之一，也就微乎其微了，就是在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面前，我们可以说，人是平等的。但社会学上很难实现这个人是生而平等的。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儿，所以刚才大家提到的问题也好，就新闻所关注的，和新闻所缺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社会造成的，要是我们把社会的结构想象成一个金字塔，那么统治者是高高在上的，塔尖下，不同受压的人是在不同层次，要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是统治者的喉舌，你怎么要求他去描述底层人的生活？有个定位的问题。所以在一些讨论会上，一些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们说有些问题反而你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敢说我们不敢说，什么道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换饭票不是靠红头文件，而是靠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的技术，而人文科学，包括新闻记者，他饭票本身就是要作喉舌去换得。这个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刚才有人也谈到说真话的问题，从自然禀赋来说，从基因的遗传基础来说，人没有说假话的习性（听众掌声），之所以要说假话是社会逼迫他这样做的，他的生存状态要求他这样做。所以要改变说假话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不能从自然科学方面去寻求，去寻求改良，或者说它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增加一点东西（听众大笑），一定要改良我们的社会，取消压迫人，叫人不敢说真话的社会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就是这位作者是我昨天刚认识的。他是我老乡，并且很有幸，我们中学是一个学校。刚才有位朋友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来，因为他个人的命运曾经就沦入底层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要说明作者的可贵，还在说真话。我也下过底层，所以我同意“底层是流动的”这个观点。特别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流动性在知识界是非常大的。一朝是座上宾，一朝就可能变成阶下囚。而变动以后，要是能够有所觉悟，社会就会更快地进步，要是到了底层，只是怕了，而不是觉悟了，或者反过来，像书中写到的，自己在牢房被欺压的地位变成可以欺压人的小组长的时候，而不是觉悟：人不应该欺压人。那么社会永远不能进步。那只是走马灯一样换一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我觉得书的意义在于，不管你怎么说，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有被割掉。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的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不管做什么事，读一本书，写一本书，或者科研发表一篇论文，希望能够促进整体社会的进步。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我对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这方面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当前中国的病不是仅仅科技能够兴国的，必须要有中国整个文化的提升，重新启蒙人民，重新提升人民的觉悟，从素质上提升人民，有现代意识，中国才有希望。 + +李辉（作家）：我觉得把这本书称为新闻史上的奇迹还不是那么准确，准确地说它含有社会学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任何真实都是相对而言的。过去我也做过人物访谈，知识分子多一些。人的回忆，不管是民间记忆也好，个人记忆也好，当进入记忆这个阶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全部的真实。只能说从某一角度可能提供了他愿意告诉我们的那一部分真实。所以每个读者最好不上作者的当。也许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存在的。当别人在对你谈话的时候，在对你回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必然有所选择。三点是祝贺作者提供这么一本全面认识中国现在，包括过去的，每个阶层的书。但对“中国底层”这个概念，我觉得它缺乏相应的排它性，“底层”的排它性是什么？这还需要探讨。总的说来，这本书在细节上还是相当很大的冲击力。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ushahe.md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ushahe.md index 83a3644..5cdaa5d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ushahe.md +++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ushahe.md @@ -1,29 +1,20 @@ -流沙河：哀民生之多艰 +# 哀民生之多艰 流沙河 -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除了两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认识。本书作者从前也仅认识其中几位，且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感兴趣，更未想过将来会采访他们。这里说的从前，是指十年前的八十年代。那些年间，作者老威正在写现代诗，已具知名度了。年轻气盛的他，逞其狂狷之态，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潜意识里去打捞沉船，摸些碎片，镶嵌成既难念又难懂的长长短短句，自己觉得快活极了，哪有兴趣去关心社会边缘的畸零人呢。必待身历一场惨烈的熬炼之后，看清社会真相，他才想起该去采访他们。他悟到，写他们，这是他的神圣职责。 +因为那一场惨烈的熬炼，他成熟了。其中诖误囹圄的四年，比大学更大学，一如两千年前汉朝“培养”司马迁那样，如今又用狴犴大学“培养”出作家来。四年毕业了，毕业即失业，他成为“多余的人”，也算是与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访畸零人，好比俗话说的“流泪眼观流泪汉”，心有灵犀可通，宜其探幽索隐，得吾人之所不得，写吾人之所不写，遂成鸿篇骏著。他目前的身份是“在野的作家”。这个身份是某个混混给他订的，见本书“北京混混周二黄”篇中。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领薪之谓也。惭愧，我虽然退休了，写文章也不必再穿制服了，毕竟还在领薪拿补贴，仍住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书作者叫我写序，蒙看得起，敢不从命。那就借几寸篇幅，写几行浅见吧。 +首先，我认为本书开了我眼界，使我惊叹，使我不安。这种感受，很久没有过了。十年来，我厌读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德之作了。这些作品，大不足以扬大我之声，抒大我之困，小不足以进小我之德，娱小我之情，根本不严不肃，却自命为严肃文学，真是笑话。本书则不然，堪称为严肃。兼且有趣，随便翻开一页，皆能引诱你读下去。用对话体写人写书，便有这点好处。记得史坦倍克《人鼠之间》便是用对话体写的。 - - 　 -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大部份或荒谬或凄凉，仅有五位既不荒谬又不凄凉，可以说是奇特人物。他们是老知青廖大矛、老军人廖恩泽、朝圣者旺吉、同性恋者倪冬雪、藏书家冉云飞，就这五位。而荒谬的列举出来就太多了，有光着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狱中的妄想狂，有专门制造假象的遗体美容师，有雇佣的哭丧者，有京城娱乐圈的混混，有口称“共同致富”会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诗人，有迷信卜卦的女教师，有患梦游病的作家，有为爱情而毁了仕途的老右派，有风趣横生的老地主，有骗女色出了洋的无耻诗人，有滥得可怕的所谓民刊主编，有厉害而深沉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养猪而发财的乞丐头儿，有说“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的愤懑的副教授，有在滥俗报刊混饭吃的清醒作家，还有信巫术的文学官员、骗子神医、神医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够热闹的了。至于凄凉的就要少些了，有叹惋“世风日下”的琴师，有画家村里的穷艺匠，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滩的穷艺人，有崇拜高尔基的流浪汉。难得的是既荒谬又凄凉的那两位，其一为失学的流浪少年，其一为已故诗人海子。海子自杀身死多年，本书作者采访海子生前一位邻居，录其凭回忆的陈述，缕细致，不时插一二句评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不幸的诗人很可能是名场上的牺牲品，可悲可悯。本篇还写到当年四川的先锋诗人群之江湖义气，近似旧时代袍哥跑码头，有一套特殊的联络方式。其间也不免带有虚伪性和使小坏的，彰显出名场上的竞争之激烈。这些记载，虽然一鳞半爪，作为八十年代现代诗运动的史料，甚有价值。 -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除了两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认识。本书作者从前也仅认识其中几位，且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感兴趣，更未想过将来会采访他们。这里说的从前，是指十年前的八十年代。那些年间，作者老威正在写现代诗，已具知名度了。年轻气盛的他，逞其狂狷之态，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潜意识里去打捞沉船，摸些碎片，镶嵌成既难念又难懂的长长短短句，自己觉得快活极了，哪有兴趣去关心社会边缘的畸零人呢。必待身历一场惨烈的熬炼之后，看清社会真相，他才想起该去采访他们。他悟到，写他们，这是他的神圣职责。 +荒谬使人惊叹，凄凉使人感伤，本书除了这两点所谓的审美价值（这个说法实在可笑），尤以开人眼界、促人思考、导人觉醒为其旨归，倒不在乎文学上纯不纯啦美不美啦那些琐屑讲究。全书三十几篇，大半是“恶之花”，叫它怎样去纯怎样去美。关山难越，那样多的失路之人，本书作者凭着良心为他们写照，为他们悲哀。中国文学之一线生机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　　因为那一场惨烈的熬炼，他成熟了。其中诖误囹圄的四年，比大学更大学，一如两千年前汉朝“培养”司马迁那样，如今又用狴犴大学“培养”出作家来。四年毕业了，毕业即失业，他成为“多余的人”，也算是与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访畸零人，好比俗话说的“流泪眼观流泪汉”，心有灵犀可通，宜其探幽索隐，得吾人之所不得，写吾人之所不写，遂成鸿篇骏著。他目前的身份是“在野的作家”。这个身份是某个混混给他订的，见本书“北京混混周二黄”篇中。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领薪之谓也。惭愧，我虽然退休了，写文章也不必再穿制服了，毕竟还在领薪拿补贴，仍住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书作者叫我写序，蒙看得起，敢不从命。那就借几寸篇幅，写几行浅见吧。 +>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　　首先，我认为本书开了我眼界，使我惊叹，使我不安。这种感受，很久没有过了。十年来，我厌读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德之作了。这些作品，大不足以扬大我之声，抒大我之困，小不足以进小我之德，娱小我之情，根本不严不肃，却自命为严肃文学，真是笑话。本书则不然，堪称为严肃。兼且有趣，随便翻开一页，皆能引诱你读下去。用对话体写人写书，便有这点好处。记得史坦倍克《人鼠之间》便是用对话体写的。 +此杜甫梦李白所作也。愿本书作者平安。 -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大部份或荒谬或凄凉，仅有五位既不荒谬又不凄凉，可以说是奇特人物。他们是老知青廖大矛、老军人廖恩泽、朝圣者旺吉、同性恋者倪冬雪、藏书家冉云飞，就这五位。而荒谬的列举出来就太多了，有光着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狱中的妄想狂，有专门制造假象的遗体美容师，有雇佣的哭丧者，有京城娱乐圈的混混，有口称“共同致富”会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诗人，有迷信卜卦的女教师，有患梦游病的作家，有为爱情而毁了仕途的老右派，有风趣横生的老地主，有骗女色出了洋的无耻诗人，有滥得可怕的所谓民刊主编，有厉害而深沉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养猪而发财的乞丐头儿，有说“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的愤懑的副教授，有在滥俗报刊混饭吃的清醒作家，还有信巫术的文学官员、骗子神医、神医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够热闹的了。至于凄凉的就要少些了，有叹惋“世风日下”的琴师，有画家村里的穷艺匠，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滩的穷艺人，有崇拜高尔基的流浪汉。难得的是既荒谬又凄凉的那两位，其一为失学的流浪少年，其一为已故诗人海子。海子自杀身死多年，本书作者采访海子生前一位邻居，录其凭回忆的陈述，缕细致，不时插一二句评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不幸的诗人很可能是名场上的牺牲品，可悲可悯。本篇还写到当年四川的先锋诗人群之江湖义气，近似旧时代袍哥跑码头，有一套特殊的联络方式。其间也不免带有虚伪性和使小坏的，彰显出名场上的竞争之激烈。这些记载，虽然一鳞半爪，作为八十年代现代诗运动的史料，甚有价值。 - -　　荒谬使人惊叹，凄凉使人感伤，本书除了这两点所谓的审美价值（这个说法实在可笑），尤以开人眼界、促人思考、导人觉醒为其旨归，倒不在乎文学上纯不纯啦美不美啦那些琐屑讲究。全书三十几篇，大半是“恶之花”，叫它怎样去纯怎样去美。关山难越，那样多的失路之人，本书作者凭着良心为他们写照，为他们悲哀。中国文学之一线生机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 -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 -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 - 　　此杜甫梦李白所作也。愿本书作者平安。 -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四川成都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四川成都作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yadong.md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yadong.md index 8fb59d8..011dc99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yadong.md +++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iyadong.md @@ -1,350 +1,342 @@ -李亚东：为无权势者立命 +# 为无权势者立命 李亚东 -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　　 +这是一部底层生存的选集。 -　　这是一部底层生存的选集。 +一座为小人物修造的碑林。 -　　一座为小人物修造的碑林。 +“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修这样概括他《新五代史》的“义法”。我想顺着他的话，指出《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为无功、无德、无言的底层人物立命。 -　　“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修这样概括他《新五代史》的“义法”。我想顺着他的话，指出《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为无功、无德、无言的底层人物立命。 +本书展示深渊、揭露真相、发现历史、洞察人性。见得真、写得深，揭示了生活的水深火热，透露出生命的荒诞凄凉。而有一种残酷的美，让人震惊颤栗。即以那种“冷的美学”为标准，自有显见的美学价值。 -　　本书展示深渊、揭露真相、发现历史、洞察人性。见得真、写得深，揭示了生活的水深火热，透露出生命的荒诞凄凉。而有一种残酷的美，让人震惊颤栗。即以那种“冷的美学”为标准，自有显见的美学价值。 +当然它是“热”的。当然它更有伦理价值、历史价值。真相和美，哪一种更永恒？高明者见智，沉潜者见仁。底层的生命贱若蚂蚁，但也冬去春又来、野火烧不尽。天地间有种刚正之气，即使被压车轮仍要旋转、升腾。确认这一点，跟指出他们赴告无门、力不从心一样真实。哲人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的心上。 -　　当然它是“热”的。当然它更有伦理价值、历史价值。真相和美，哪一种更永恒？高明者见智，沉潜者见仁。底层的生命贱若蚂蚁，但也冬去春又来、野火烧不尽。天地间有种刚正之气，即使被压车轮仍要旋转、升腾。确认这一点，跟指出他们赴告无门、力不从心一样真实。哲人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的心上。 +所以哀告，所以呻吟，所以疼痛，所以倾听。微观心理学与宏观历史学相互交织，精神治病与人性复归相互推动。两眼向下，立定自身，我命由我，拨乱反正。 -　　所以哀告，所以呻吟，所以疼痛，所以倾听。微观心理学与宏观历史学相互交织，精神治病与人性复归相互推动。两眼向下，立定自身，我命由我，拨乱反正。 +主耶酥说：“凡你们为这些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　　主耶酥说：“凡你们为这些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是为立命。 -　　是为立命。 +## 一 -一 +一叶而知秋。 -　　一叶而知秋。 +一口海水包孕着大海的滋味。 -　　一口海水包孕着大海的滋味。 +小人物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本书的历史从旧社会写起。“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所谓穷则思变，历史掀开新纪元：抗战爆发，少年投笔从戎。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地主下地，学生游行。瞎子卖艺，解放军进城。梦游者梦游。巡官挨枪子，地主被分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爱组织爱女人，自投罗网当右派。小高炉，殡仪馆，饿死鬼，麻疯院。新疆出境好几万，人吃人的故事讲不完。红卫兵满山红遍，走资派满脸淌血。抄家，串联，武斗，游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校长投井，教授掏粪。广阔天地偷鸡摸狗，罗湖下水奋不顾身。《沙家浜》“斗智”，梁山上批林批孔。……这是一部“底层人物口述历史”。 -　　小人物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本书的历史从旧社会写起。“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所谓穷则思变，历史掀开新纪元：抗战爆发，少年投笔从戎。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地主下地，学生游行。瞎子卖艺，解放军进城。梦游者梦游。巡官挨枪子，地主被分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爱组织爱女人，自投罗网当右派。小高炉，殡仪馆，饿死鬼，麻疯院。新疆出境好几万，人吃人的故事讲不完。红卫兵满山红遍，走资派满脸淌血。抄家，串联，武斗，游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校长投井，教授掏粪。广阔天地偷鸡摸狗，罗湖下水奋不顾身。《沙家浜》“斗智”，梁山上批林批孔。……这是一部“底层人物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只有纪传，没有大事编年。我想只要愿意，读者可以在自己脑海里整理出编年来。作者自称整理访谈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历史事件多次出现，如 1958、1959、1960 那场被称为“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不但集中出现于《食客迟福》、《遗体整容师张道陵》、《民间艺人任唤琴》、《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诸篇，在《风水先生黄天元》、《拆迁户罗月霞》、《多余的人高歌》、《梦游者之妻黎英》、《藏书家冉云飞》等篇也有它的阴影。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古人说，“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是的，你可以说无辜的小人物同祖国一起受难。可几十年过去了，国家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千万生灵却一去不返。 -　　口述历史只有纪传，没有大事编年。我想只要愿意，读者可以在自己脑海里整理出编年来。作者自称整理访谈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历史事件多次出现，如 1958、1959、1960 那场被称为“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不但集中出现于《食客迟福》、《遗体整容师张道陵》、《民间艺人任唤琴》、《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诸篇，在《风水先生黄天元》、《拆迁户罗月霞》、《多余的人高歌》、《梦游者之妻黎英》、《藏书家冉云飞》等篇也有它的阴影。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古人说，“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是的，你可以说无辜的小人物同祖国一起受难。可几十年过去了，国家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千万生灵却一去不返。 +这令人心里不好受。为什么回忆这些？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旧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　　这令人心里不好受。为什么回忆这些？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旧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今日？--跨世纪的门槛上，横卧着流浪儿、打工仔、乞丐王、吸毒者、人贩子、色情狂、碎尸犯、三陪小姐、民间神医、厕所门卫、算命先生、下岗职工、街头艺人、农民皇帝、居委会主任、黑社会杀手……。真正的三教九流，“沉默的多数”。用法国人福柯的说法，它们是“无名者的生活”。福柯把“无名”分为假的无名和严格意义上的无名，前者虽也卑贱，却借助了某异乎寻常的事而得名，“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后者才是十恶不赦的无名，其中“既没有混入暧昧的丑闻，也没有产生私下的崇拜，没有掺杂任何荣耀”。应该说，本书主要聚焦后者。比如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那等人，说他们是边缘的边缘，底层的底层并不过分。当然，书中也写了些边缘文化人，如底层诗人、无名学者、不得志的作家、被敲诈的行为艺术家，他们像鲁迅笔下的孔已己，属于“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类人。他们也是我们社会的弱势人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一齐见证生存空间的险恶。 -　　今日？--跨世纪的门槛上，横卧着流浪儿、打工仔、乞丐王、吸毒者、人贩子、色情狂、碎尸犯、三陪小姐、民间神医、厕所门卫、算命先生、下岗职工、街头艺人、农民皇帝、居委会主任、黑社会杀手……。真正的三教九流，“沉默的多数”。用法国人福柯的说法，它们是“无名者的生活”。福柯把“无名”分为假的无名和严格意义上的无名，前者虽也卑贱，却借助了某异乎寻常的事而得名，“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后者才是十恶不赦的无名，其中“既没有混入暧昧的丑闻，也没有产生私下的崇拜，没有掺杂任何荣耀”。应该说，本书主要聚焦后者。比如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那等人，说他们是边缘的边缘，底层的底层并不过分。当然，书中也写了些边缘文化人，如底层诗人、无名学者、不得志的作家、被敲诈的行为艺术家，他们像鲁迅笔下的孔已己，属于“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类人。他们也是我们社会的弱势人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一齐见证生存空间的险恶。 +在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确实在急遽恶化。诸如失学、贪污、吸毒、车祸、红灯区、黑社会、性虐待、看病难、入室抢劫、环境污染、计划生育、见死不救、下岗工穷困、北方农村光棍、民间艺术濒临绝种……等等，好比雨后春笋，人们已见惯不惊。也有未必纳入公众视野的，譬如“邪教”问题、狱政问题、皇权回归问题、城市失忆问题、文学变质问题……等等。总之形形色色的人，带出光怪陆离的问题。“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书中的酒鬼告诫：“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我也觉得危险，进而佩服作者的道德勇气。 -　　在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确实在急遽恶化。诸如失学、贪污、吸毒、车祸、红灯区、黑社会、性虐待、看病难、入室抢劫、环境污染、计划生育、见死不救、下岗工穷困、北方农村光棍、民间艺术濒临绝种……等等，好比雨后春笋，人们已见惯不惊。也有未必纳入公众视野的，譬如“邪教”问题、狱政问题、皇权回归问题、城市失忆问题、文学变质问题……等等。总之形形色色的人，带出光怪陆离的问题。“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书中的酒鬼告诫：“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我也觉得危险，进而佩服作者的道德勇气。 +当然我最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态。世道太乱，书中人说，中国人开始病急乱投医了。彩票、酗酒、吸毒、色情、麻将、算命。麻将成为 20 世纪末中国最大的时尚，其普及程度不亚于上个世纪的鸦片。“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赌徒袒露。“我不醉又咋办？这世道太空虚了。”酒鬼为自己辩护。“虚无，虚无使人疯狂”，色情狂呻吟。“这世道，穷也累富也累，下岗工人、打工仔、叫花子累，老板、官僚、警察也累。”吸毒者偶尔清醒。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有头有脸的官方诗人，为 5 万元钱不惜把自己的一生卖断，什么情书、照片、日记、剪报、纸条，甚至作为定情信物的女人内衣……全部拱手转让。人们摇曳在怎样一个无根底的空间啊。我们是否有命可救？我们去找瞎子，算命先生说：“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我们去世界屋脊，西藏的朝圣者说话不客气：“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　　当然我最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态。世道太乱，书中人说，中国人开始病急乱投医了。彩票、酗酒、吸毒、色情、麻将、算命。麻将成为 20 世纪末中国最大的时尚，其普及程度不亚于上个世纪的鸦片。“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赌徒袒露。“我不醉又咋办？这世道太空虚了。”酒鬼为自己辩护。“虚无，虚无使人疯狂”，色情狂呻吟。“这世道，穷也累富也累，下岗工人、打工仔、叫花子累，老板、官僚、警察也累。”吸毒者偶尔清醒。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有头有脸的官方诗人，为 5 万元钱不惜把自己的一生卖断，什么情书、照片、日记、剪报、纸条，甚至作为定情信物的女人内衣……全部拱手转让。人们摇曳在怎样一个无根底的空间啊。我们是否有命可救？我们去找瞎子，算命先生说：“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我们去世界屋脊，西藏的朝圣者说话不客气：“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作者是否刻意写史？如果是，这种写法能否让历史学家满意？我不敢肯定。不过心里还是有所触动。为小人物立传，主观上写人，客观上写史。“以人带史”并不新鲜，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汗牛充栋。不过太史公作传的多是大人物，即使小人物也有其精神上的“大”（如侠客悲歌慷慨、伯、叔不食周粟）。本书写严格意义上的小人物，他们不光身份低微，兼且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们何时有权述说历史？他们的述说有什么价值？作者未予正面回答，只说“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当然类似挑衅。挑衅表明作者美学上的自信，他说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　　作者是否刻意写史？如果是，这种写法能否让历史学家满意？我不敢肯定。不过心里还是有所触动。为小人物立传，主观上写人，客观上写史。“以人带史”并不新鲜，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汗牛充栋。不过太史公作传的多是大人物，即使小人物也有其精神上的“大”（如侠客悲歌慷慨、伯、叔不食周粟）。本书写严格意义上的小人物，他们不光身份低微，兼且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们何时有权述说历史？他们的述说有什么价值？作者未予正面回答，只说“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当然类似挑衅。挑衅表明作者美学上的自信，他说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这是一种“历史之美”吗？那么美从何来？因时间的距离。有别的因素吗？访谈者跟人议论：从某种程度说，80 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个人史，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所以，要尽量绕开时尚话题。又说自己不是新闻记者，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这足以见出他趣味的独特、眼光的独到。独特的趣味必然对历史有独到的发现。比如你看，梦游者关东成为“右派”，竟是有感于组织上对自己照顾，要报恩、要替领导分忧解难；再看，团委书记反右中的“失足”，竟最早起因于听到一首钢琴曲后的反应：“……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认为这种细节更近历史。有史实，也有史情、史意、史魂。历史本是偶然、感性、甚至荒诞的，哪有那么多理性成分、逻辑推理？更何况作者选择了失败者。套用那句有名的话，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同。选择了“不同”，就选择了更高的审美价值。古人说了：“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　　这是一种“历史之美”吗？那么美从何来？因时间的距离。有别的因素吗？访谈者跟人议论：从某种程度说，80 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个人史，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所以，要尽量绕开时尚话题。又说自己不是新闻记者，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这足以见出他趣味的独特、眼光的独到。独特的趣味必然对历史有独到的发现。比如你看，梦游者关东成为“右派”，竟是有感于组织上对自己照顾，要报恩、要替领导分忧解难；再看，团委书记反右中的“失足”，竟最早起因于听到一首钢琴曲后的反应：“……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认为这种细节更近历史。有史实，也有史情、史意、史魂。历史本是偶然、感性、甚至荒诞的，哪有那么多理性成分、逻辑推理？更何况作者选择了失败者。套用那句有名的话，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同。选择了“不同”，就选择了更高的审美价值。古人说了：“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尽管如此，主要不是美学问题，甚至也未必是历史问题。如果单对历史感兴趣，你可以选择看其他著作，《二十五史》、《乌托邦祭》和大量“解秘”书籍。如果单是为了写史，本书也可以用别的写法。主要是当代问题，是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是我们生活的真正处境问题。这些问题血肉模糊，掐一把就痛，我们如何能够背过眼去？你看这样的细节描写：“……妈约，我心疼的！刚刚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毬了。”（《打工仔赵二》）类似“疯毬了”的情景，我亲眼见过。本书第 543 页上方那张照片，画家曾循拍摄的时候我在场。那是某年的冬天，一个蹬三轮的老人车被没收，想不通就跳了府南河。尸体出水时，两岸观者如堵。再如《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中的描写：“……那种刺激，那才叫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像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 -　　尽管如此，主要不是美学问题，甚至也未必是历史问题。如果单对历史感兴趣，你可以选择看其他著作，《二十五史》、《乌托邦祭》和大量“解秘”书籍。如果单是为了写史，本书也可以用别的写法。主要是当代问题，是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是我们生活的真正处境问题。这些问题血肉模糊，掐一把就痛，我们如何能够背过眼去？你看这样的细节描写：“……妈约，我心疼的！刚刚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毬了。”（《打工仔赵二》）类似“疯毬了”的情景，我亲眼见过。本书第 543 页上方那张照片，画家曾循拍摄的时候我在场。那是某年的冬天，一个蹬三轮的老人车被没收，想不通就跳了府南河。尸体出水时，两岸观者如堵。再如《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中的描写：“……那种刺激，那才叫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像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去年，因漂洋过海而闷死在闷罐车中的中国偷渡者。58 名偷渡者活活闷死，欧盟峰会立即中断，发表联合声明，称这是“人类的悲剧”；《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多佛惨剧是全球共同的耻辱”。当然这里“人类”、“全球”不包括我们。我们这边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死者往国外跑，是“要钱不要命”，差一点没说他们活该。唉，这世上没有小人物的位置。你活得低贱，草木尚且有荣辱；你死得耻辱，九泉之下有余辜。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 -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去年，因漂洋过海而闷死在闷罐车中的中国偷渡者。58 名偷渡者活活闷死，欧盟峰会立即中断，发表联合声明，称这是“人类的悲剧”；《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多佛惨剧是全球共同的耻辱”。当然这里“人类”、“全球”不包括我们。我们这边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死者往国外跑，是“要钱不要命”，差一点没说他们活该。唉，这世上没有小人物的位置。你活得低贱，草木尚且有荣辱；你死得耻辱，九泉之下有余辜。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 +## 二 -二 +这是一部失败的故事汇编。 -　　这是一部失败的故事汇编。 +失败是人类恒久的故事，更是小人物专有的别名。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在底层，更身不由己。高尔泰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无力感”是东方社会显著的意志特征，也是东方人普遍持久的心理体验。无力，是由他们命运被控制、不能自主决定的。底层小人物可谓失败者中的失败者。他们活得力不从心，死后更被历史灭口。本书做的，是类似“挽回活口”、“抢救史料”的工作，即小人物见证大历史。虽然所见证的，顶多冰山露出的一角，甚至一角也不算。 -　　失败是人类恒久的故事，更是小人物专有的别名。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在底层，更身不由己。高尔泰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无力感”是东方社会显著的意志特征，也是东方人普遍持久的心理体验。无力，是由他们命运被控制、不能自主决定的。底层小人物可谓失败者中的失败者。他们活得力不从心，死后更被历史灭口。本书做的，是类似“挽回活口”、“抢救史料”的工作，即小人物见证大历史。虽然所见证的，顶多冰山露出的一角，甚至一角也不算。 +应该指出，说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不等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加起来构成“宏观叙事”。从严格意义上讲，小人物没有历史、只有宿命，只不过是宏观叙事的看客，或者刑场陪斩的陪客。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说：“……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面对着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想，他道出了实情。在动荡不已的时代，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尚且有力不从心之感，不要说底层小人物了。失败是他们的别名，无力是他们的本质，朝不保夕是他们的现状，没有历史是他们最大的历史。我想，这样说虽然残酷，却接近真实。如果不这样写，那就不真实了，更谈不上深刻。“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毬了。”这位小人物表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感受、普遍的现实。 -　　应该指出，说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不等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加起来构成“宏观叙事”。从严格意义上讲，小人物没有历史、只有宿命，只不过是宏观叙事的看客，或者刑场陪斩的陪客。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说：“……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面对着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想，他道出了实情。在动荡不已的时代，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尚且有力不从心之感，不要说底层小人物了。失败是他们的别名，无力是他们的本质，朝不保夕是他们的现状，没有历史是他们最大的历史。我想，这样说虽然残酷，却接近真实。如果不这样写，那就不真实了，更谈不上深刻。“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毬了。”这位小人物表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感受、普遍的现实。 +作为失败的缩影与象征，我想指出，本书一组以监狱生活为背景的访谈，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它们是：《胡风牢友张广天》、《死刑犯牟大路》、《影子杀手赵苗苗》、《逃犯崔志雄》、《碎尸犯卢人标》、《狱霸田洪》、《色情狂梁寒》、《农民皇帝曾应龙》。 -　　作为失败的缩影与象征，我想指出，本书一组以监狱生活为背景的访谈，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它们是：《胡风牢友张广天》、《死刑犯牟大路》、《影子杀手赵苗苗》、《逃犯崔志雄》、《碎尸犯卢人标》、《狱霸田洪》、《色情狂梁寒》、《农民皇帝曾应龙》。 +监狱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讲显得神秘。在中国，自古以来似乎是一种禁忌、禁区。不用说，从来很少有作家真实、全面地写它，但我们读者呢？难道我们不在自觉不自觉回避？人们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不愿破坏自己生活的安宁。还用说别的吗？在这样的土地上，当然不能指望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产生。“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这是真理，却不是现实。真理何时成为现实呢？1990 年，本书作者他因失声嚎叫而沦落地狱，有缘跟那些杀人、强奸、贩毒、碎尸犯为伍。如果说他曾有短暂的委屈，那很快就想通了。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为本书做准备。“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我们读到本书，不知该感谢作者，还是感谢老天的相助？ -　　监狱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讲显得神秘。在中国，自古以来似乎是一种禁忌、禁区。不用说，从来很少有作家真实、全面地写它，但我们读者呢？难道我们不在自觉不自觉回避？人们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不愿破坏自己生活的安宁。还用说别的吗？在这样的土地上，当然不能指望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产生。“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这是真理，却不是现实。真理何时成为现实呢？1990 年，本书作者他因失声嚎叫而沦落地狱，有缘跟那些杀人、强奸、贩毒、碎尸犯为伍。如果说他曾有短暂的委屈，那很快就想通了。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为本书做准备。“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我们读到本书，不知该感谢作者，还是感谢老天的相助？ +西方人但丁说，地狱的入口处，写着：“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监狱的入口处呢？东方人牟大路说：“入了班房，就四海之类皆王八”。 -　　西方人但丁说，地狱的入口处，写着：“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监狱的入口处呢？东方人牟大路说：“入了班房，就四海之类皆王八”。 +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据狱霸田洪介绍，自从盘古王开天地，神农尝五谷，牢里的规矩就有了。变了泥鳅你就只有在泥巴里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总之你要尽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鳅，搅得其它泥鳅瞎撵着你转。在外人上人，在内鳅上鳅，社会层面不同嘛。“大社会，小监狱，当然是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 -　　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据狱霸田洪介绍，自从盘古王开天地，神农尝五谷，牢里的规矩就有了。变了泥鳅你就只有在泥巴里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总之你要尽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鳅，搅得其它泥鳅瞎撵着你转。在外人上人，在内鳅上鳅，社会层面不同嘛。“大社会，小监狱，当然是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 +这个社会信奉“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是写在菜单上的话，菜单是牢里的传家宝。“菜”的花样很多，在“上菜”的幽默下，牢房变成了厨房，厨房变成了屠宰场。幽默冷到我们的脊梁，也冷到了历史的脚板心。愿人们放下书后，忘掉这一切。但有句话不容易忘、也不该忘的，就是那位狱霸自辩的话：“……这不是我发明的，菜单上的东西，还不是烂贼东一份西一份凑出来的，咋能算在我一个身上？我也是受害者。”他肯定在开脱自己。都不当刽子手，怎么会有死刑？没有他那样的“厨子”，“菜单”又有什么作用？但我担心，即使他被枪毙了，“菜单”却可能不会消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　　这个社会信奉“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是写在菜单上的话，菜单是牢里的传家宝。“菜”的花样很多，在“上菜”的幽默下，牢房变成了厨房，厨房变成了屠宰场。幽默冷到我们的脊梁，也冷到了历史的脚板心。愿人们放下书后，忘掉这一切。但有句话不容易忘、也不该忘的，就是那位狱霸自辩的话：“……这不是我发明的，菜单上的东西，还不是烂贼东一份西一份凑出来的，咋能算在我一个身上？我也是受害者。”他肯定在开脱自己。都不当刽子手，怎么会有死刑？没有他那样的“厨子”，“菜单”又有什么作用？但我担心，即使他被枪毙了，“菜单”却可能不会消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的担心并不多余。事实上饥饿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个星球上有些地区，它甚至在扮演主要的角色。它有时被作为需要创造出来。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索尔仁尼琴就发现，到今天，人们还在用饥饿改造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这些同胞们做梦也只梦见面包。在这种情势下，谁还会反对“民以食为天”呢？当然不会。索氏进一步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捷克政治家、作家哈维尔有类似的观察，他说：“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据此而言，饥饿或者说败坏，不只属于“被统治者”，更属于人性全体，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　　我的担心并不多余。事实上饥饿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个星球上有些地区，它甚至在扮演主要的角色。它有时被作为需要创造出来。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索尔仁尼琴就发现，到今天，人们还在用饥饿改造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这些同胞们做梦也只梦见面包。在这种情势下，谁还会反对“民以食为天”呢？当然不会。索氏进一步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捷克政治家、作家哈维尔有类似的观察，他说：“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据此而言，饥饿或者说败坏，不只属于“被统治者”，更属于人性全体，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败坏使人堕入地狱。而在地狱的底部，也还是有对于人性的追寻，哪怕它以扭曲的形式出现。这一点，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难以想通。比如你会问，“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相互折磨？”死刑犯牟大路解释，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所以摩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何况坐牢太单调，除了干活，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谁不需要“开心果”呢？需要，所以囚犯的赛吃居然构成“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它是生活中的味精和盐，使坐牢充满令人回味的温情。没有牢狱生活经验的人，谁能理解？所以光怜悯不顶用，还需要设身处地的理解。而如果你理解，你就会明白：人性的败坏与自由的丧失密不可分。 -　　败坏使人堕入地狱。而在地狱的底部，也还是有对于人性的追寻，哪怕它以扭曲的形式出现。这一点，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难以想通。比如你会问，“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相互折磨？”死刑犯牟大路解释，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所以摩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何况坐牢太单调，除了干活，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谁不需要“开心果”呢？需要，所以囚犯的赛吃居然构成“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它是生活中的味精和盐，使坐牢充满令人回味的温情。没有牢狱生活经验的人，谁能理解？所以光怜悯不顶用，还需要设身处地的理解。而如果你理解，你就会明白：人性的败坏与自由的丧失密不可分。 +人性与自由不可分，人性与社会也不可分。“监狱”不过是一个观察窗和方便的法门。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狱内有狱，狱外有狱。有形的狱，心造的狱。虽然它们外延不同，内涵却高度一致。比如那位“最小的短命鬼”，不过 18 岁。“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我们的人性多么脆弱。用精神分析眼光看，“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见《碎尸犯卢人标》）。还应考虑社会环境。良好的环境有助于人们抑制缺陷，而另一种环境则相反。就像上述故事中，那位怀孕的妇女至死都不明白，“傻农民”一语对那位愣头青，竟然是骆驼背上最后的一根草？！ -　　人性与自由不可分，人性与社会也不可分。“监狱”不过是一个观察窗和方便的法门。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狱内有狱，狱外有狱。有形的狱，心造的狱。虽然它们外延不同，内涵却高度一致。比如那位“最小的短命鬼”，不过 18 岁。“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我们的人性多么脆弱。用精神分析眼光看，“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见《碎尸犯卢人标》）。还应考虑社会环境。良好的环境有助于人们抑制缺陷，而另一种环境则相反。就像上述故事中，那位怀孕的妇女至死都不明白，“傻农民”一语对那位愣头青，竟然是骆驼背上最后的一根草？！ +“想不到”，于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应该想到的。如果说以前想不起来，则本书是一种提醒。我们需要这种提醒，我们应该为社会、人性的健康建立档案。人性的档案上写着：“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谁晓得国难当头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变态狂？”“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论，成王败寇都相差那么一点点。”在社会的卷宗里，记载着关于黑暗和死亡的故事：“我的罪名是热爱黑暗”；“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在永恒的日光灯下/讨论死亡/跪着去还是站着去/子弹是穿过后心还是后脑/刽子手的枪法如何/浆汁溅往哪个方向/灵魂出窍的刹那/是否还来得及回眸一笑/当屁股朝天栽入土坑时/腿会不会象旗杆高高地竖起”（参见《死刑犯牟大路》）这些残酷的文字，难道不使你感到眼前发黑，感到无法可想、无路可走？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谁信他的话。不是绝望，谁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世间谁不畏死？谁真正不畏？谁愿意主动赴死？谁感到生不如死？谁觉得生也难死也难？……我不能再说下去。 -　　“想不到”，于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应该想到的。如果说以前想不起来，则本书是一种提醒。我们需要这种提醒，我们应该为社会、人性的健康建立档案。人性的档案上写着：“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谁晓得国难当头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变态狂？”“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论，成王败寇都相差那么一点点。”在社会的卷宗里，记载着关于黑暗和死亡的故事：“我的罪名是热爱黑暗”；“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在永恒的日光灯下/讨论死亡/跪着去还是站着去/子弹是穿过后心还是后脑/刽子手的枪法如何/浆汁溅往哪个方向/灵魂出窍的刹那/是否还来得及回眸一笑/当屁股朝天栽入土坑时/腿会不会象旗杆高高地竖起”（参见《死刑犯牟大路》）这些残酷的文字，难道不使你感到眼前发黑，感到无法可想、无路可走？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谁信他的话。不是绝望，谁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世间谁不畏死？谁真正不畏？谁愿意主动赴死？谁感到生不如死？谁觉得生也难死也难？……我不能再说下去。 +作者 80 年代是诗人，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也一直没想到找来读读。可本书第 27 页那幅母亲的照片，以及旁边配的诗，我一见就喜欢： -　　作者 80 年代是诗人，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也一直没想到找来读读。可本书第 27 页那幅母亲的照片，以及旁边配的诗，我一见就喜欢： -　　 -　　　　　　　　　　　只有从嘴里吐出来的人才不动感情 -　　　　　　　　　　　而我们是从阴道里生出来的 -　　　　　　　　　　　知道疼 -　　　　　　　　　　　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 +> 只有从嘴里吐出来的人才不动感情 +> 而我们是从阴道里生出来的 +> 知道疼 +> 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 -　　为什么喜欢？我也怕疼，我也有母亲，我更怕死。依我看，“怕”其实包含人性。有人性才产生共鸣，有人性才产生悲悯，有悲悯才感到疼痛。有人性、有同情、有疼痛才反躬自问，拥抱众生。并注视自己的脚下，观看生命的源头。常言道，急来抱佛脚。黑暗使我们心向光明，厄运使我们亲近上帝。尼采说，“一切祝福者都向下看”。一位俄罗斯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底层访谈录》则明确表示： +为什么喜欢？我也怕疼，我也有母亲，我更怕死。依我看，“怕”其实包含人性。有人性才产生共鸣，有人性才产生悲悯，有悲悯才感到疼痛。有人性、有同情、有疼痛才反躬自问，拥抱众生。并注视自己的脚下，观看生命的源头。常言道，急来抱佛脚。黑暗使我们心向光明，厄运使我们亲近上帝。尼采说，“一切祝福者都向下看”。一位俄罗斯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底层访谈录》则明确表示： -　　“某种档案应该通过公布而永远保存，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 +“某种档案应该通过公布而永远保存，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 -　　 +地狱是小人物的快乐老家，其中不乏零落的英雄。 -　　地狱是小人物的快乐老家，其中不乏零落的英雄。 +胡风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然而是怎样的“英雄”啊？本书开宗明义一篇访谈《胡风牢友张广天》，通过一位普通囚犯张广天之口“反英雄”。这里没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胡风狱中的表现可能让有的读者失望。“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这是大批评家的用武之地。可他的无能却很突出：“有一回，他把大家的饭给弄到了”，为此他挨了一顿烂打。“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还有什么？他偷吃……浆糊！ -　　胡风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然而是怎样的“英雄”啊？本书开宗明义一篇访谈《胡风牢友张广天》，通过一位普通囚犯张广天之口“反英雄”。这里没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胡风狱中的表现可能让有的读者失望。“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这是大批评家的用武之地。可他的无能却很突出：“有一回，他把大家的饭给弄到了”，为此他挨了一顿烂打。“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还有什么？他偷吃……浆糊！ +我们问：这样写“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是否合适？把他放在一本以底层人物为对象的书中，是否合适？莫非“钦犯”胡风也是底层人物？莫非真的“凤凰落架不如鸡”？我们会摆出许多道道：人当然有价值上的高低，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就算是四海之内皆王八，“王八”总要分个大小、等级吧？政治王八跟刑事王八总不该是一回事。同时，良心未完全泯灭的坏人，和一念之差而做了坏事的好人总该不同。我们继续引经据典：完美的苍蝇总归是苍蝇，有缺点的英雄毕竟是英雄。即使虎落平阳被犬欺，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等等。我们的发问义正词严，没人能够驳倒。 -　　我们问：这样写“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是否合适？把他放在一本以底层人物为对象的书中，是否合适？莫非“钦犯”胡风也是底层人物？莫非真的“凤凰落架不如鸡”？我们会摆出许多道道：人当然有价值上的高低，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就算是四海之内皆王八，“王八”总要分个大小、等级吧？政治王八跟刑事王八总不该是一回事。同时，良心未完全泯灭的坏人，和一念之差而做了坏事的好人总该不同。我们继续引经据典：完美的苍蝇总归是苍蝇，有缺点的英雄毕竟是英雄。即使虎落平阳被犬欺，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等等。我们的发问义正词严，没人能够驳倒。 +以本书观点，犯人张光人（胡风原名）跟张广天们，不同却也没甚本质上的不同。自其异者言之，天下哪有两片相同树叶？自其同者言之，入了班房，四海之内谁不王八？人为地区分大王八、小王八有什么意义？不看僧面看佛面，黄泉路上无老小。“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来到这里，你就既来则安，提什么当年勇？英雄失路跟贩夫走卒失手杀人，有什么区别？都是身不由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你是“好人做坏事”，谁又像中世纪魔鬼罪不容赦？而且说白说黑，“外面”的乌鸦有什么不同？……庄子说“齐物”；佛祖说，众生皆苦；西方人说，自由不可分割。一切分割的思想，排他的原则，都导致了冷酷、无情、自私、暴虐，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芥藓，并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与道德痛苦的根源。我们刚愎自用、礼令智昏了。这样的人群、民族要想得救，比骆驼通过针眼还困难。他们有成王败寇，却不配有自由。 -　　以本书观点，犯人张光人（胡风原名）跟张广天们，不同却也没甚本质上的不同。自其异者言之，天下哪有两片相同树叶？自其同者言之，入了班房，四海之内谁不王八？人为地区分大王八、小王八有什么意义？不看僧面看佛面，黄泉路上无老小。“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来到这里，你就既来则安，提什么当年勇？英雄失路跟贩夫走卒失手杀人，有什么区别？都是身不由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你是“好人做坏事”，谁又像中世纪魔鬼罪不容赦？而且说白说黑，“外面”的乌鸦有什么不同？……庄子说“齐物”；佛祖说，众生皆苦；西方人说，自由不可分割。一切分割的思想，排他的原则，都导致了冷酷、无情、自私、暴虐，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芥藓，并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与道德痛苦的根源。我们刚愎自用、礼令智昏了。这样的人群、民族要想得救，比骆驼通过针眼还困难。他们有成王败寇，却不配有自由。 +古人讲究“礼辨异、乐和同”。《中国底层访谈录》对“辨异”不感兴趣。作者其实缺少做那种讲究的勇气及资本。十年前，他感叹“阳痿的警察，用他的电鸡巴，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后路给抄了”。十年后，他更不敢轻易戴“知识分子”的桂冠。也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者失去的只是一张皮，得到的却是千载难磨的心，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本义。在人生阴霾密布的黑森林里，他忍看活人变新鬼，推敲着“新鬼和旧鬼，政治鬼和刑事鬼，是不是同一个鬼？”再由鬼及人，想到哪怕流氓、恶棍、下三烂、滚刀肉，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失去儿子的母亲，晚年多么凄凉。想到这里，他就没来由感到心酸：“我的心经常发软，控制不住怜悯坏蛋的冲动”，他甚至喊出“发明监狱的人类，我多么爱你们”那样的傻话。傻近乎仁。仁者爱人。《被抢劫者余桂生》篇引述了《禅说》一则故事：一个贼去偷庙里的和尚，那和尚躺着一动不动。眼看着贼到处乱翻，一无所获，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的袈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准备将裤衩脱下一并送他，不料贼听见喊声就不见踪影。于是和尚只好抱着光膀子，站在庙外的空荡荡中叹息：“可怜的贼！我为什么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给你？” -　　古人讲究“礼辨异、乐和同”。《中国底层访谈录》对“辨异”不感兴趣。作者其实缺少做那种讲究的勇气及资本。十年前，他感叹“阳痿的警察，用他的电鸡巴，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后路给抄了”。十年后，他更不敢轻易戴“知识分子”的桂冠。也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者失去的只是一张皮，得到的却是千载难磨的心，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本义。在人生阴霾密布的黑森林里，他忍看活人变新鬼，推敲着“新鬼和旧鬼，政治鬼和刑事鬼，是不是同一个鬼？”再由鬼及人，想到哪怕流氓、恶棍、下三烂、滚刀肉，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失去儿子的母亲，晚年多么凄凉。想到这里，他就没来由感到心酸：“我的心经常发软，控制不住怜悯坏蛋的冲动”，他甚至喊出“发明监狱的人类，我多么爱你们”那样的傻话。傻近乎仁。仁者爱人。《被抢劫者余桂生》篇引述了《禅说》一则故事：一个贼去偷庙里的和尚，那和尚躺着一动不动。眼看着贼到处乱翻，一无所获，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的袈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准备将裤衩脱下一并送他，不料贼听见喊声就不见踪影。于是和尚只好抱着光膀子，站在庙外的空荡荡中叹息：“可怜的贼！我为什么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给你？” +这，就是悲悯情怀，就是人道主义。高尔泰先生有句名言：“人道主义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美学。而美学，从本质上来说，则应当是被意识到的人道主义。”确实如此。人道主义、或人道情怀，是现代美学的发源地，也是它最坚实的根基。如果没有主义、也没有情怀，美感与文学能够像猴子一样从石头缝迸出来？果真那样，我们也就见不到这一部“恶则恶矣、趣实趣也”的作品。不错，这是一部人类惨败的记录。然而，悲情与怜悯在，它们是本书真正的主角，它们隐身于叙事背后、现身于字里行间，而成为天寒地冻中、温暖我们心灵的不绝如缕的光辉。 -　　这，就是悲悯情怀，就是人道主义。高尔泰先生有句名言：“人道主义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美学。而美学，从本质上来说，则应当是被意识到的人道主义。”确实如此。人道主义、或人道情怀，是现代美学的发源地，也是它最坚实的根基。如果没有主义、也没有情怀，美感与文学能够像猴子一样从石头缝迸出来？果真那样，我们也就见不到这一部“恶则恶矣、趣实趣也”的作品。不错，这是一部人类惨败的记录。然而，悲情与怜悯在，它们是本书真正的主角，它们隐身于叙事背后、现身于字里行间，而成为天寒地冻中、温暖我们心灵的不绝如缕的光辉。 +呜呼，魂兮归来！ -　　呜呼，魂兮归来！ +## 三 -三 +招魂即立心。 -　　招魂即立心。 +本书为底层人物立心。 -　　本书为底层人物立心。 +古人抗议：“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没有这一抗议和激愤，不会有本访谈录产生。可只有这个，访谈录也还是产生不了。因为一味怨天而不反躬自问，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和人的尊严。人应该有道德感有尊严。即便在世界东方，即便大山般的“超稳定结构”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历史虽然不听小人物的发言，而无力者确有他的力量。他的力量不容易为别人认可，其实也不容易为自己发现。完全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还要提到，对历史中的许多人来讲，命运就是承受；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性格就是命运，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江山易改而秉性难移。人性的败坏是事实，事实还有其他方面。 -　　古人抗议：“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没有这一抗议和激愤，不会有本访谈录产生。可只有这个，访谈录也还是产生不了。因为一味怨天而不反躬自问，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和人的尊严。人应该有道德感有尊严。即便在世界东方，即便大山般的“超稳定结构”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历史虽然不听小人物的发言，而无力者确有他的力量。他的力量不容易为别人认可，其实也不容易为自己发现。完全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还要提到，对历史中的许多人来讲，命运就是承受；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性格就是命运，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江山易改而秉性难移。人性的败坏是事实，事实还有其他方面。 +索尔仁尼琴提出：“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　　索尔仁尼琴提出：“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应该看到“使人惊奇”的故事。 -　　应该看到“使人惊奇”的故事。 +--先说胡风，即使身陷牢狱，他的心志却未被完全摧毁。记得文革初起，当局要他揭发周扬、立功赎罪。他拒绝了，说：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我们不用“英雄”这个词称他，也要公正地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胡风的表现不愧为真正的人。《胡风难友张广天》也承认：“他是文豪，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洞也钻。”“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　　--先说胡风，即使身陷牢狱，他的心志却未被完全摧毁。记得文革初起，当局要他揭发周扬、立功赎罪。他拒绝了，说：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我们不用“英雄”这个词称他，也要公正地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胡风的表现不愧为真正的人。《胡风难友张广天》也承认：“他是文豪，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洞也钻。”“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还有老右派冯中慈。1957 年，如果他稍微少一点人性，顺着别人搭好的梯子往上爬，他本来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太有良心、太有人性了。这害了他。他看不惯“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欺负一个弱女子”，他这一生就此注定。奇怪的是，他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我不愿意做畜生！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生也比做人强！”这是一个怎样的傻瓜呀？! -　　还有老右派冯中慈。1957 年，如果他稍微少一点人性，顺着别人搭好的梯子往上爬，他本来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太有良心、太有人性了。这害了他。他看不惯“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欺负一个弱女子”，他这一生就此注定。奇怪的是，他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我不愿意做畜生！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生也比做人强！”这是一个怎样的傻瓜呀？! +类似的傻瓜还有：梦游者关东“一直生活在天堂里”；黄浦军人廖恩泽表示，“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他为自己没有扛着假名过一生而庆幸；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为了追求自由“九死其犹未悔”；甚至“天才的贼”崔志雄也有人的骨气，他说“人的尊严比本性更重要”。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中，许多道貌岸然的人灵魂很肮脏，比不上一个“天才的贼”。他们的故事看得人心热。他们那样的人，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 -　　类似的傻瓜还有：梦游者关东“一直生活在天堂里”；黄浦军人廖恩泽表示，“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他为自己没有扛着假名过一生而庆幸；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为了追求自由“九死其犹未悔”；甚至“天才的贼”崔志雄也有人的骨气，他说“人的尊严比本性更重要”。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中，许多道貌岸然的人灵魂很肮脏，比不上一个“天才的贼”。他们的故事看得人心热。他们那样的人，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 +最震撼我的，是下面一个故事： -　　最震撼我的，是下面一个故事： +……这人是 57 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荤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 65 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 90 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　　……这人是 57 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荤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 65 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 90 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流浪汉王响》，本书 327 页） -　　　　　　　　　　　　　　　　　 （《流浪汉王响》，本书 327 页） +这个故事，我曾听作者当面讲起。难以形容我听后的震撼。当时，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久违了，让人心热的传奇。好比大旱时的云霓，沙漠中的甘泉，因为久违，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夏虫不可语冰，我们不可语天堂。久而久之，我们见日月而起吠；久而久之，我们见死水而倾心。善恶成为上帝的成见，撒旦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倾心后现代，不惜伤天害理；我们膜拜洋祖宗，费耶阿本德说，“怎么都行”。却忘了独自一人时扪心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　　 +有朝一日，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种水样的透明沁入我的内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话。 -　　这个故事，我曾听作者当面讲起。难以形容我听后的震撼。当时，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久违了，让人心热的传奇。好比大旱时的云霓，沙漠中的甘泉，因为久违，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夏虫不可语冰，我们不可语天堂。久而久之，我们见日月而起吠；久而久之，我们见死水而倾心。善恶成为上帝的成见，撒旦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倾心后现代，不惜伤天害理；我们膜拜洋祖宗，费耶阿本德说，“怎么都行”。却忘了独自一人时扪心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刹那间，我觉得、我懂了孔子。 -　　有朝一日，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种水样的透明沁入我的内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话。 +话到这里，感到语言难以为继。 -　　刹那间，我觉得、我懂了孔子。 +但还是要讲。 -　　话到这里，感到语言难以为继。 +究竟，我们的头顶有没有命运？我们的命究竟由天定、还是由自己决定？小人物该怎样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和作用？……这些，都是大得无边的问题，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数不清的议论，这种议论还将继续下去。“你我都是小人物呀”，小人物许长久说，“所以尽量别诉苦”。是这样吗？不，没有那么简单。 -　　但还是要讲。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讲“安身立命”。按下安身不表，命如何立？从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孟子“立命”，庄子“安命”，到后世王充、张载、二程、王夫之等，人言言殊、各有侧重。似乎也有一种“家族相似”的色彩，即不废命、提倡知命而更重人事。什么造命在天、立命在人啦；什么我命由我不在天啦；什么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啦；什么太上立命、其次制命、再下听命啦……，中国思想中的几大家有相近、相似的观点。似乎儒家表现得更积极，“立命”主要是他们的说法。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颐说，“在天为性，在人为命，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又说“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他的话明白得不能再明白。 -　　究竟，我们的头顶有没有命运？我们的命究竟由天定、还是由自己决定？小人物该怎样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和作用？……这些，都是大得无边的问题，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数不清的议论，这种议论还将继续下去。“你我都是小人物呀”，小人物许长久说，“所以尽量别诉苦”。是这样吗？不，没有那么简单。 +西方人说法跟我们不同，他们喜欢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唯名”与“唯实”之类语言。不过，似乎问题的性质差不多，结论也有跟我们相仿的。我不打算引经据典论证，只谈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对人的兴趣比我们更浓。而且似乎越到现在，对人的自由问题越强调，对其他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立场。限于篇幅，我不全面、系统地举哲学家的的例子，还是举文史方面现成的两例：《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在逮捕成风的岁月，索尔仁尼琴意外地发现：即使劳改营，也不能败坏一个具有坚强内核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毕竟是可以做到的”。哈维尔则标举“无权者的权力”，向我们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他说：政治没有理由只是专家的事，随便一个人，例如一个电子工程师，只要心术正，懂得赞美能使他超越和无所惧怕的那种力量，一样可以影响他的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 -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讲“安身立命”。按下安身不表，命如何立？从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孟子“立命”，庄子“安命”，到后世王充、张载、二程、王夫之等，人言言殊、各有侧重。似乎也有一种“家族相似”的色彩，即不废命、提倡知命而更重人事。什么造命在天、立命在人啦；什么我命由我不在天啦；什么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啦；什么太上立命、其次制命、再下听命啦……，中国思想中的几大家有相近、相似的观点。似乎儒家表现得更积极，“立命”主要是他们的说法。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颐说，“在天为性，在人为命，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又说“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他的话明白得不能再明白。 +《中国底层访谈录》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指出自我负责的必要性、可能性。作者不是专家学者，他说不出“重建本体论”之类话，何况他在骨子里是怀疑论者。怀疑论者不相信任何乌托邦，老实坦白着“我不明白信命好还是不信命好”。不过他显然厌恶虚无主义，不过他显然想坚持一些东西，可能是做人的一些基本东西罢。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们的祖先讲“敬天知命”、“不诚无物”，它们维系了我们这个没有坚实信仰的民族几千年。但现在不作数了，物质主义宣传摧毁了它。我们几十年鼓吹的物质主义，不是最原始、最粗鄙的虚无主义是什么？经过它的摧枯拉朽，现在哪里寻心灵的甘泉、信仰的绿洲？人们活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丧家之狗，不是很自然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连人贩子都知道“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夜总会老板嘲笑老师“讲迷信”：“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文明社会、礼仪之邦？人们除了“奇里斯玛”和严刑峻法，“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什么样子？川西神医张松说：“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另一位风水先生对“人”心有余悸：“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 -　　西方人说法跟我们不同，他们喜欢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唯名”与“唯实”之类语言。不过，似乎问题的性质差不多，结论也有跟我们相仿的。我不打算引经据典论证，只谈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对人的兴趣比我们更浓。而且似乎越到现在，对人的自由问题越强调，对其他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立场。限于篇幅，我不全面、系统地举哲学家的的例子，还是举文史方面现成的两例：《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在逮捕成风的岁月，索尔仁尼琴意外地发现：即使劳改营，也不能败坏一个具有坚强内核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毕竟是可以做到的”。哈维尔则标举“无权者的权力”，向我们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他说：政治没有理由只是专家的事，随便一个人，例如一个电子工程师，只要心术正，懂得赞美能使他超越和无所惧怕的那种力量，一样可以影响他的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 +“信命好，”书中的算命先生对人们说，“上畏天命，下守法律”不是封建迷信，是积德行善走正道，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个人。但“信命”不等于一事不做、听天由命。那就同样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按孔圣人的教导，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一个人对他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时，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消失。这位孔夫子第 74 代玄孙说：“一个人在被无形的凶象所笼罩之际，他往往是茫然无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会抬起头来仰望”，比如，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笼罩下，像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总之，“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兵学商同命”。（《算命先生孔庆天》）由此引出“天谴”思想。当然，你可以说，“天谴”是反科学是唯心主义，我不愿回答。只想说，人不该放弃自己。古人说，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什么是“天谴”，自作孽就是。哈维尔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　　《中国底层访谈录》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指出自我负责的必要性、可能性。作者不是专家学者，他说不出“重建本体论”之类话，何况他在骨子里是怀疑论者。怀疑论者不相信任何乌托邦，老实坦白着“我不明白信命好还是不信命好”。不过他显然厌恶虚无主义，不过他显然想坚持一些东西，可能是做人的一些基本东西罢。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们的祖先讲“敬天知命”、“不诚无物”，它们维系了我们这个没有坚实信仰的民族几千年。但现在不作数了，物质主义宣传摧毁了它。我们几十年鼓吹的物质主义，不是最原始、最粗鄙的虚无主义是什么？经过它的摧枯拉朽，现在哪里寻心灵的甘泉、信仰的绿洲？人们活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丧家之狗，不是很自然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连人贩子都知道“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夜总会老板嘲笑老师“讲迷信”：“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文明社会、礼仪之邦？人们除了“奇里斯玛”和严刑峻法，“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什么样子？川西神医张松说：“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另一位风水先生对“人”心有余悸：“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记录。” -　　“信命好，”书中的算命先生对人们说，“上畏天命，下守法律”不是封建迷信，是积德行善走正道，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个人。但“信命”不等于一事不做、听天由命。那就同样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按孔圣人的教导，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一个人对他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时，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消失。这位孔夫子第 74 代玄孙说：“一个人在被无形的凶象所笼罩之际，他往往是茫然无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会抬起头来仰望”，比如，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笼罩下，像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总之，“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兵学商同命”。（《算命先生孔庆天》）由此引出“天谴”思想。当然，你可以说，“天谴”是反科学是唯心主义，我不愿回答。只想说，人不该放弃自己。古人说，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什么是“天谴”，自作孽就是。哈维尔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总之，异化就是自弃。自弃就是作孽。作孽必遭天谴。从这里能够引出什么结论？就是：人应自负其责，自立其命；人之立命，象树立根。人应忠实于自己，尊重自己的历史，不管别人如何看。“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在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执言。”内心解放的人不媚俗，不随波逐流、逢场作戏。对于他来说，不论环境如何恶劣，自由都是可期的。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佛经说，“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萨特说，在纳粹的牢狱中，人也可以实现内心自由。而如果做不到这个，则世界再大、宇宙无垠，对他而言也不过是硕大无垠的囚房。 -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记录。” +这个道理难懂吗？我们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过命的，我就这命，身体自由了，心也不自由。”这是“天才的贼”、逃犯崔志雄的自白。他逃出了有形的监狱，却对活下去感到了厌倦。流浪汉王响与之不同：他说自己经常兜圈子，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禅说：“脚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王响就是如此。他身在大墙之内，心却跨越了巴士底狱。这是一种精神的越狱，他成功了。 -　　总之，异化就是自弃。自弃就是作孽。作孽必遭天谴。从这里能够引出什么结论？就是：人应自负其责，自立其命；人之立命，象树立根。人应忠实于自己，尊重自己的历史，不管别人如何看。“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在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执言。”内心解放的人不媚俗，不随波逐流、逢场作戏。对于他来说，不论环境如何恶劣，自由都是可期的。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佛经说，“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萨特说，在纳粹的牢狱中，人也可以实现内心自由。而如果做不到这个，则世界再大、宇宙无垠，对他而言也不过是硕大无垠的囚房。 +常言道，心想事成。只要你的心在想，怎么都不算失败。 -　　这个道理难懂吗？我们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过命的，我就这命，身体自由了，心也不自由。”这是“天才的贼”、逃犯崔志雄的自白。他逃出了有形的监狱，却对活下去感到了厌倦。流浪汉王响与之不同：他说自己经常兜圈子，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禅说：“脚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王响就是如此。他身在大墙之内，心却跨越了巴士底狱。这是一种精神的越狱，他成功了。 +--有多少这样想的人呢，中国？ -　　常言道，心想事成。只要你的心在想，怎么都不算失败。 +## 四 -　　--有多少这样想的人呢，中国？ +这样想的人似乎不多，向上的、使人惊奇的故事总体嫌少。在我们的生活中，多而又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打着底层民众幌子的“小人物”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另外一些人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牟利。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孔子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与此同时，就有人明火执仗地攻击英雄，对向上的英雄做毁尸灭迹的处理。这年头，与忧患做斗争，与命运做斗争的真正英雄越来越少，他们一意孤行、应者寥寥；精神的芥藓却在大面积疯长，腐败却如青苔、渐行渐远还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 +《演员高洋》里，写一位无耻诗人传授心得：“……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在精神领域跟物质领域一样，也有假冒的真理和主义。在真实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抽象的人民是我们的图腾。现在草民们的生死没人管，“为穷人的主义”却依旧大行其道。即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对每一具体的公民实施绑架。就像前苏联夏达尔的雕塑作品《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据介绍，乃是“通过普通人物的塑造来反映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表面的普通人物其实一点都不普通，“普通人物”像骊山的刑徒被武装起来，向真实的个人发起一次次冲锋。这是一种借鸡生蛋、铸犁为剑的把戏。 -　　这样想的人似乎不多，向上的、使人惊奇的故事总体嫌少。在我们的生活中，多而又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打着底层民众幌子的“小人物”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另外一些人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牟利。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孔子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与此同时，就有人明火执仗地攻击英雄，对向上的英雄做毁尸灭迹的处理。这年头，与忧患做斗争，与命运做斗争的真正英雄越来越少，他们一意孤行、应者寥寥；精神的芥藓却在大面积疯长，腐败却如青苔、渐行渐远还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眼文学领域。前些年，有几个作家在那里“抵抗投降”，除了众多的反对者以外，也确实博得一些由衷的喝彩。包括我自己，一段时间都被他们瞒过了眼。但是经过长期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越来越感到怀疑，越来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说作家张承志吧，他标榜以“骑手歌唱母亲”的姿态歌唱人民，断定“山野之民最高洁、王侯上流最卑污”。1993 年，我曾跟几个朋友通过对话向他表示致意。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标榜“为人民”的他何曾作过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比如为哪一个草民的利益抗争，并因这种抗争同“王侯上流”、同食利者发生冲突？我想不起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类似的现象还有。前不久，小剧场里瓦格拉在声嘶力竭，荧屏上保尔·柯察金为“壮丽的事业”燃烧生命。我进不起小剧场，只是根据生活的经验和阅读，知道“壮丽的事业”与“古拉格群岛”脱不开干系。算了，导演。算了，编剧。托克维尔说：“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肆谈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理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希望报答，就该像神的为善一样。” -　　《演员高洋》里，写一位无耻诗人传授心得：“……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在精神领域跟物质领域一样，也有假冒的真理和主义。在真实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抽象的人民是我们的图腾。现在草民们的生死没人管，“为穷人的主义”却依旧大行其道。即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对每一具体的公民实施绑架。就像前苏联夏达尔的雕塑作品《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据介绍，乃是“通过普通人物的塑造来反映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表面的普通人物其实一点都不普通，“普通人物”像骊山的刑徒被武装起来，向真实的个人发起一次次冲锋。这是一种借鸡生蛋、铸犁为剑的把戏。 +朱学勤有篇访谈，叫《文人发嗲》，揭发“为穷人的主义”的伪善。他说，有史以来富人剥夺穷人，“为穷人的主义”也在剥夺穷人，而且是更彻底、更无情的剥夺，篡改他们的记忆，剥夺他们的历史。这种“为穷人”的呼声，本书那些底层生命能够听见吗？即便听见，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为”自己吗？大概不会。底层人物不是那么没头脑的。举一个例：《川西神医张松》中，农民医生张松质问世人：“你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你，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他的看法是，柯云路同胡万林其实没多大关系。柯云路同司马南是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柯云路遇上胡万林，想借他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却惹翻了司马南。后者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向着他，“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现在江湖骗子戳穿了，乡下人到哪里看病？那些为民做主的记者管不管这些？司马南他们难道不该把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　　我们看一眼文学领域。前些年，有几个作家在那里“抵抗投降”，除了众多的反对者以外，也确实博得一些由衷的喝彩。包括我自己，一段时间都被他们瞒过了眼。但是经过长期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越来越感到怀疑，越来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说作家张承志吧，他标榜以“骑手歌唱母亲”的姿态歌唱人民，断定“山野之民最高洁、王侯上流最卑污”。1993 年，我曾跟几个朋友通过对话向他表示致意。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标榜“为人民”的他何曾作过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比如为哪一个草民的利益抗争，并因这种抗争同“王侯上流”、同食利者发生冲突？我想不起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类似的现象还有。前不久，小剧场里瓦格拉在声嘶力竭，荧屏上保尔·柯察金为“壮丽的事业”燃烧生命。我进不起小剧场，只是根据生活的经验和阅读，知道“壮丽的事业”与“古拉格群岛”脱不开干系。算了，导演。算了，编剧。托克维尔说：“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肆谈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理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希望报答，就该像神的为善一样。” +农民医生的话当然偏激，但是否也有几分道理？ -　　朱学勤有篇访谈，叫《文人发嗲》，揭发“为穷人的主义”的伪善。他说，有史以来富人剥夺穷人，“为穷人的主义”也在剥夺穷人，而且是更彻底、更无情的剥夺，篡改他们的记忆，剥夺他们的历史。这种“为穷人”的呼声，本书那些底层生命能够听见吗？即便听见，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为”自己吗？大概不会。底层人物不是那么没头脑的。举一个例：《川西神医张松》中，农民医生张松质问世人：“你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你，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他的看法是，柯云路同胡万林其实没多大关系。柯云路同司马南是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柯云路遇上胡万林，想借他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却惹翻了司马南。后者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向着他，“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现在江湖骗子戳穿了，乡下人到哪里看病？那些为民做主的记者管不管这些？司马南他们难道不该把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如果“为人民的主义”高调登场，则文艺领域的“小人物”则姿态很低。其实它也是一种“为人民”，如果说前者是假冒的为人民，则后者是伪劣的为人民。假冒与伪劣其实不可分，高调与低调经常两极相通。而从效果来看，后者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宣称自己写真实的凡人。写小人物是文学史上的宝贵传统。好多世纪了，据福柯介绍，西方 17 世纪开始写小人物。一般人提起“小人物”一词，总要联想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字，他们以写“被欺凌和被践踏的小人物”著称。我们中国呢，如果说对《诗经》是否在写“小人物”有争议，至少汉乐府已在明确写他们。“惟歌生民病，报得天子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也同样？五四以来作家，有多少没在底层社会呆过？“新时期文学”不也是？像《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不也看得过去吗？这一传统不该中断，是吗？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对“小人物”有先天的好感，对他们今日的粉墨登场应鼓掌才是。 -　　农民医生的话当然偏激，但是否也有几分道理？ +然而不然，揉揉眼睛，你看见了怎样的“小人物”？与其说那就是“小人物”，不如说是仿冒小人物商标的大人先生或侏儒。变了，全变了，变样了、变味了。中央电视台有个《生活空间》，据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谁在讲述呢？摄像机和扛摄像机的人，以及电视台的编导加上把关的领导。在影视界，从冯小刚到张艺谋都纷纷青睐小人物，大家说“小人物换来了高票房”。同时，一部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渲染普通人的情感故事、欲望追求，看得大家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我还见到一则报道，说中国 21 世纪传记文学的走向是“淡化历史责任转向普通人”。原因呢？写伟人、领袖总要有所忌讳，写普通群众作家就更放得开。原来如此。我本以为传记作家爱他们，原来作家们有一本难念的经。写普通人真的没有忌讳？写他们真能够逃避“生命之重”？我怎么都觉得像缘木求鱼。当然，作家用心我领会了：是想“淡化历史责任”。淡化谁的责任？作家自己，还是那些普通人？语焉不详，那就兼而有之。 -　　如果“为人民的主义”高调登场，则文艺领域的“小人物”则姿态很低。其实它也是一种“为人民”，如果说前者是假冒的为人民，则后者是伪劣的为人民。假冒与伪劣其实不可分，高调与低调经常两极相通。而从效果来看，后者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宣称自己写真实的凡人。写小人物是文学史上的宝贵传统。好多世纪了，据福柯介绍，西方 17 世纪开始写小人物。一般人提起“小人物”一词，总要联想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字，他们以写“被欺凌和被践踏的小人物”著称。我们中国呢，如果说对《诗经》是否在写“小人物”有争议，至少汉乐府已在明确写他们。“惟歌生民病，报得天子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也同样？五四以来作家，有多少没在底层社会呆过？“新时期文学”不也是？像《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不也看得过去吗？这一传统不该中断，是吗？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对“小人物”有先天的好感，对他们今日的粉墨登场应鼓掌才是。 +我们看到了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表演。欢跳在小说、传记、影视的舞台的“小人物”，一半是活人一半是木偶，一半是真实一半是戏说。表面上是真实的普通人，是柴米油盐交响曲，是流水账烦恼人生“众生皆苦”，其实表达的不过作家自己。经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写小人物的作家同样如此。他们有的热衷于表现“痞子”，有的热衷于表现“小日子”。是怎样的小人物、小日子呢？早已有批评者先我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指出：“所谓小人物的银幕行迹和穿街走巷贩盗版贺岁片的一样可疑”。我同意这一判断。你看，《没事偷着乐》的主人公“贫嘴张大民”在亡父遗照前怎么说的：“我们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大伙正咬着牙往前奔呢”。几乎是基层干部向下岗职工做安抚工作。我们还欣慰地看到，张大民主任喜气洋洋乔迁新居。 -　　然而不然，揉揉眼睛，你看见了怎样的“小人物”？与其说那就是“小人物”，不如说是仿冒小人物商标的大人先生或侏儒。变了，全变了，变样了、变味了。中央电视台有个《生活空间》，据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谁在讲述呢？摄像机和扛摄像机的人，以及电视台的编导加上把关的领导。在影视界，从冯小刚到张艺谋都纷纷青睐小人物，大家说“小人物换来了高票房”。同时，一部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渲染普通人的情感故事、欲望追求，看得大家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我还见到一则报道，说中国 21 世纪传记文学的走向是“淡化历史责任转向普通人”。原因呢？写伟人、领袖总要有所忌讳，写普通群众作家就更放得开。原来如此。我本以为传记作家爱他们，原来作家们有一本难念的经。写普通人真的没有忌讳？写他们真能够逃避“生命之重”？我怎么都觉得像缘木求鱼。当然，作家用心我领会了：是想“淡化历史责任”。淡化谁的责任？作家自己，还是那些普通人？语焉不详，那就兼而有之。 +这就是银幕上的小人物，他们经过了包装和美容，就像那些严重亏损、濒临“摘牌”的公司，经过了资产重组成了金凤凰。这些资产重组的小人物，怎么看都不是真正的小人物。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如果你了解真实的底层，如果你有平民立场具同情心，如果你不愿自欺欺人，你其实知道真实的底层是怎样的，知道底层人物过着怎样的日子。在我们身边，小人物的处境要不老样子，要不更加恶劣。局部的改善掩盖不住总体的恶劣。尤其最近十年，真实的生活并没多大的改善，一变再变的是包装、是标语。为什么不正视这些呢？你的眼睛没瞎你的耳朵没聋，为什么做鸵鸟自欺欺人？天道福善祸淫，说假话是失德早晚要丧身的。 -　　我们看到了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表演。欢跳在小说、传记、影视的舞台的“小人物”，一半是活人一半是木偶，一半是真实一半是戏说。表面上是真实的普通人，是柴米油盐交响曲，是流水账烦恼人生“众生皆苦”，其实表达的不过作家自己。经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写小人物的作家同样如此。他们有的热衷于表现“痞子”，有的热衷于表现“小日子”。是怎样的小人物、小日子呢？早已有批评者先我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指出：“所谓小人物的银幕行迹和穿街走巷贩盗版贺岁片的一样可疑”。我同意这一判断。你看，《没事偷着乐》的主人公“贫嘴张大民”在亡父遗照前怎么说的：“我们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大伙正咬着牙往前奔呢”。几乎是基层干部向下岗职工做安抚工作。我们还欣慰地看到，张大民主任喜气洋洋乔迁新居。 +我反感“小人物”借壳上市，反感对他们进行包装和强奸。人们容易看透强奸，却不大容易识破包装。其实包装最常见最普遍最有麻痹性。包装就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以前用“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包装苦难，现在用“向前看”的小康理想掩盖卑微。小康与大同固然有别，作为包装它们有共同的效果，它们都是障眼术、麻醉药、以及“能指”的游戏。障眼术使人们看不清真正的现实，对真实的苦难能够甘之如饴。用哈维尔的话说，它是人人能用的藉口，有时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和开脱，有时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和卑琐--“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包装也是“偷换”。索尔仁尼琴揭露说：“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古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如果说，画布上有时也有几笔真实，那不过是作者“为了取得读者信任”。 -　　这就是银幕上的小人物，他们经过了包装和美容，就像那些严重亏损、濒临“摘牌”的公司，经过了资产重组成了金凤凰。这些资产重组的小人物，怎么看都不是真正的小人物。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如果你了解真实的底层，如果你有平民立场具同情心，如果你不愿自欺欺人，你其实知道真实的底层是怎样的，知道底层人物过着怎样的日子。在我们身边，小人物的处境要不老样子，要不更加恶劣。局部的改善掩盖不住总体的恶劣。尤其最近十年，真实的生活并没多大的改善，一变再变的是包装、是标语。为什么不正视这些呢？你的眼睛没瞎你的耳朵没聋，为什么做鸵鸟自欺欺人？天道福善祸淫，说假话是失德早晚要丧身的。 +为了换取读者信任，包装者也要说一些常见事实。你不能说它完全在编造、在宣传。但是可否说，这其实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的宣传？“高明的宣传与阿谀有时也不是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不说另一种事实。”而“另一种事实”却更说明问题。比如，如果你稍微留心，或者时常翻翻《南方周末》等报纸，就能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贫嘴张大民”那样“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的人，已经够幸运、够吉星高照的了。君不见许多活得比他好的人，命运却比他惨得无比。顺手举几例：活活闷死在车中的 58 名偷渡客，烟台海难中死去的 280 多个同胞，还有洛阳火灾中烧死的那么多人，他们是不是普通人物、或者“小人物”？法院干部到水库游泳，将农民的孩子扔到水中活活淹死，被淹死的小孩是不是“小人物”？因口角纠纷引来杀身之祸的研究生，他是不是“小人物”？山西岚县的青年被关押他的警察割了舌头，被害青年是不是“小人物”？……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　　我反感“小人物”借壳上市，反感对他们进行包装和强奸。人们容易看透强奸，却不大容易识破包装。其实包装最常见最普遍最有麻痹性。包装就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以前用“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包装苦难，现在用“向前看”的小康理想掩盖卑微。小康与大同固然有别，作为包装它们有共同的效果，它们都是障眼术、麻醉药、以及“能指”的游戏。障眼术使人们看不清真正的现实，对真实的苦难能够甘之如饴。用哈维尔的话说，它是人人能用的藉口，有时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和开脱，有时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和卑琐--“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包装也是“偷换”。索尔仁尼琴揭露说：“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古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如果说，画布上有时也有几笔真实，那不过是作者“为了取得读者信任”。 +“我只是一株野草，低贱而卑微的草，任人弋割践踏的野草。谁都可以任何神圣的名义把我粉碎了做饲料。没有谁关心我是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在微凉的清晨感觉风的存在，我因为爱而受的伤害，我被刀割破皮肤的时候会有鲜血流出来，我是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而且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能够替代。”--这是洛阳大火后，我从网上见到的一段话。作者为无名氏。我要提的问题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屡见不鲜，有多少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小说、传记中得到了表现？《生活空间》几时邀请他们中的幸存者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以“底层”、“民间”、“小人物”相标榜的先锋作家、先锋导演，几时把这些“被侮辱被践踏”的人纳入视野？偌大个国家，有多少“专家、学者”、多少“院士、博导”为他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没有，要不就是他低声咕哝，我们听不到。但是，就有人代表他们说，没什么大不了，大伙正在往前奔呢，等等。 -　　为了换取读者信任，包装者也要说一些常见事实。你不能说它完全在编造、在宣传。但是可否说，这其实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的宣传？“高明的宣传与阿谀有时也不是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不说另一种事实。”而“另一种事实”却更说明问题。比如，如果你稍微留心，或者时常翻翻《南方周末》等报纸，就能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贫嘴张大民”那样“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的人，已经够幸运、够吉星高照的了。君不见许多活得比他好的人，命运却比他惨得无比。顺手举几例：活活闷死在车中的 58 名偷渡客，烟台海难中死去的 280 多个同胞，还有洛阳火灾中烧死的那么多人，他们是不是普通人物、或者“小人物”？法院干部到水库游泳，将农民的孩子扔到水中活活淹死，被淹死的小孩是不是“小人物”？因口角纠纷引来杀身之祸的研究生，他是不是“小人物”？山西岚县的青年被关押他的警察割了舌头，被害青年是不是“小人物”？……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人道洛阳花似锦，依我看来不是春。 -　　“我只是一株野草，低贱而卑微的草，任人弋割践踏的野草。谁都可以任何神圣的名义把我粉碎了做饲料。没有谁关心我是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在微凉的清晨感觉风的存在，我因为爱而受的伤害，我被刀割破皮肤的时候会有鲜血流出来，我是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而且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能够替代。”--这是洛阳大火后，我从网上见到的一段话。作者为无名氏。我要提的问题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屡见不鲜，有多少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小说、传记中得到了表现？《生活空间》几时邀请他们中的幸存者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以“底层”、“民间”、“小人物”相标榜的先锋作家、先锋导演，几时把这些“被侮辱被践踏”的人纳入视野？偌大个国家，有多少“专家、学者”、多少“院士、博导”为他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没有，要不就是他低声咕哝，我们听不到。但是，就有人代表他们说，没什么大不了，大伙正在往前奔呢，等等。 +作假的“小人物”可以退场了。中国底层民众过得够难了，如果你不能帮他们，至少不要打他们的主意，把他们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刽子手要杀人，你阻止不了，那也不要当帮凶，并替刽子手粉饰现场、铺撒花瓣，行不行？你在往活人的灵魂上投毒。世界上没什么事比这可怕。孔子明白这一点，他强烈地抨击“乡愿”，因其“同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之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他之所以厌恶乡愿，胜过公开的恶人，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对今天的“穷人秀”、“小人物秀”，难道不该说同样的话？ -　　人道洛阳花似锦，依我看来不是春。 +你见过吗，什么是“毁尸灭迹”？ -　　作假的“小人物”可以退场了。中国底层民众过得够难了，如果你不能帮他们，至少不要打他们的主意，把他们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刽子手要杀人，你阻止不了，那也不要当帮凶，并替刽子手粉饰现场、铺撒花瓣，行不行？你在往活人的灵魂上投毒。世界上没什么事比这可怕。孔子明白这一点，他强烈地抨击“乡愿”，因其“同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之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他之所以厌恶乡愿，胜过公开的恶人，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对今天的“穷人秀”、“小人物秀”，难道不该说同样的话？ +向上的人被毁尸灭迹。 -　　你见过吗，什么是“毁尸灭迹”？ +只讲一件事。几年前，有家不错的杂志登了一篇陈寅恪、王小波比较谈的文章，标题是《从圣贤到凡人：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文章认为，陈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王则代表“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样是人文精神，陈属于过去、王属于现在。按一般的理解，“属于过去”就是不合时宜，即使不明说“反动”，总该自己退出历史。果然，作者讨伐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说凡人时代知识分子虽也批判，但不“犯禁”更也不怂恿别人“犯禁”，等等。读了这篇文章，我想自己领会了作者的“微言大义”，期期然不敢赞同，就写了一篇短文，指出王、陈两种人文精神的区分，不过是重复历史上“宋、明儒”和“清儒”人格类型的区别。并针对该文的“醉翁之意”提出批评： -　　向上的人被毁尸灭迹。 +……章太炎指出：“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刘师培提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陈寅恪，我们知道他是“新宋学”的倡导者；至于“王小波”，我不好说；如就人们为他描绘的肖像而言，我以为属于典型的“清儒”。我们处于后清学时代。处于这一时代的我们，看惯了陈寅恪、胡风、顾准那帮“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的“糊涂人”，怎样“不自量力”而“飞蛾扑火”。相形之下，“王小波”则显得平易可亲。作为良民，我不能不认可“王小波”的机智，却不想过于赞美。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点粗浅认识，我更不敢轻易抹煞别人“犯禁”的成就。我们不能饮水忘源。何况，据说现在是多元社会。既是多元，则“凡人”、“英雄”，也如萝卜、青菜。你当农夫好了，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用说对“海员”做毁尸灭迹的处理！ -　　只讲一件事。几年前，有家不错的杂志登了一篇陈寅恪、王小波比较谈的文章，标题是《从圣贤到凡人：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文章认为，陈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王则代表“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样是人文精神，陈属于过去、王属于现在。按一般的理解，“属于过去”就是不合时宜，即使不明说“反动”，总该自己退出历史。果然，作者讨伐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说凡人时代知识分子虽也批判，但不“犯禁”更也不怂恿别人“犯禁”，等等。读了这篇文章，我想自己领会了作者的“微言大义”，期期然不敢赞同，就写了一篇短文，指出王、陈两种人文精神的区分，不过是重复历史上“宋、明儒”和“清儒”人格类型的区别。并针对该文的“醉翁之意”提出批评： +（《不读王小波》） -　　……章太炎指出：“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刘师培提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陈寅恪，我们知道他是“新宋学”的倡导者；至于“王小波”，我不好说；如就人们为他描绘的肖像而言，我以为属于典型的“清儒”。我们处于后清学时代。处于这一时代的我们，看惯了陈寅恪、胡风、顾准那帮“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的“糊涂人”，怎样“不自量力”而“飞蛾扑火”。相形之下，“王小波”则显得平易可亲。作为良民，我不能不认可“王小波”的机智，却不想过于赞美。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点粗浅认识，我更不敢轻易抹煞别人“犯禁”的成就。我们不能饮水忘源。何况，据说现在是多元社会。既是多元，则“凡人”、“英雄”，也如萝卜、青菜。你当农夫好了，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用说对“海员”做毁尸灭迹的处理！ +现在我持同样的看法。多元时代，萝卜青菜。你当你的农夫，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必犬吠他们，否认他们的存在。这样提要求，跟“应然”无关，仅仅是“退而求其次”。可事实上，在自由准则消失的地方，连退而求其次都办不到。普遍的情形是，人们以“凡人”自命，却避而不谈凡人也是“人”，凡人也有理由活得像个人。事实上，不少人把太监当作人的标准，把侏儒的高度当作人的平均值。如果你不同意他们，他们就说你想充好汉、当英雄。他们开始疏远你，像疏远麻风病人。结局呢？上帝死了，谁杀的？尼采。人死了，谁杀的？凡人。“凡人”长什么样？太监的嘴脸、侏儒的身材。我们忘了凡人究竟是人，“英雄”只不过是不想当奴隶的人。英雄上天堂，人也就下地狱。要说区别，区别只在这里。难怪哈威尔说，“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索尔仁尼琴痛切陈辞：“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天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　　（《不读王小波》） +在普遍的溃败中，我格外看重向上的故事。看重它们就是看重人性，看重人的尊严，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获取自由的信心。在今天，重建信心非常困难，但是应该。人应该对自己怀有信心，而不该被轻易摧毁。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我说，人生而枷锁，却无时不在向往自由。自由的、富于道德意味的故事数量不多，却每每产生一以抵十、甚至一以抵百的效果。这也难怪。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谓“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尼采说，“谁喜爱深渊，必须有翅膀。”哈维尔则提醒： -　　 +“我们只有先沉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　　　　现在我持同样的看法。多元时代，萝卜青菜。你当你的农夫，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必犬吠他们，否认他们的存在。这样提要求，跟“应然”无关，仅仅是“退而求其次”。可事实上，在自由准则消失的地方，连退而求其次都办不到。普遍的情形是，人们以“凡人”自命，却避而不谈凡人也是“人”，凡人也有理由活得像个人。事实上，不少人把太监当作人的标准，把侏儒的高度当作人的平均值。如果你不同意他们，他们就说你想充好汉、当英雄。他们开始疏远你，像疏远麻风病人。结局呢？上帝死了，谁杀的？尼采。人死了，谁杀的？凡人。“凡人”长什么样？太监的嘴脸、侏儒的身材。我们忘了凡人究竟是人，“英雄”只不过是不想当奴隶的人。英雄上天堂，人也就下地狱。要说区别，区别只在这里。难怪哈威尔说，“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索尔仁尼琴痛切陈辞：“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天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 五 -　　在普遍的溃败中，我格外看重向上的故事。看重它们就是看重人性，看重人的尊严，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获取自由的信心。在今天，重建信心非常困难，但是应该。人应该对自己怀有信心，而不该被轻易摧毁。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我说，人生而枷锁，却无时不在向往自由。自由的、富于道德意味的故事数量不多，却每每产生一以抵十、甚至一以抵百的效果。这也难怪。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谓“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尼采说，“谁喜爱深渊，必须有翅膀。”哈维尔则提醒： +天上一个星。 -　　“我们只有先沉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地上一个人。 -五 +本书写灿若星河的中国底层民众。真实的他们什么样？当然不着统一的制服。由于长期以来，政治、道德、历史、文学、审美的目光疏远了他们，一般的读者要不歪曲地理解他们，要不顶多有模糊的印象。那情形，就像一个老外和中国人初次相交，浅尝辄止谈不上理解。而如果你生活在他们当中，自然会发现他们一个跟一个不同，他们有美学价值也有道德感。就像在本书中，即使作者戴有“绿色眼镜”，还是似真地描摹出了他们。哪个人没有“绿色眼镜”呢？ -　　天上一个星。 +可能因为视界比较融合，我觉得真实的中国底层生活大体如本书所写。而且，真实的底层人物同前述影视“小人物”大不相同。即使你用同一个名称，叫他们底层人物、民间人物、或小人物，事实上内涵很不同。依我看，其间的不同远大于表面的相同。比如：真实的底层人物是无权势者，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而影视小人物虽也置身于“基层”，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有时他们自己如是宣称。真实的底层民众活得无望，活得喘不过气来，有时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影视小人物虽也“活得累”，气还出得赢，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死亡线，他们是革命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困难是暂时的，历史是前进的。而真实的底层生命则根本不信“进步”这类鬼话。他们搞不懂深沉的理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告诉他们，古代的帝王没有见过冰箱、彩电，自己见到了，不等于自己的生活赛过帝王。那不相干。真实的底层小人物凭本能生活，凭“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天性支撑自己；而影视小人物却为自己的生命赋予诸多说道，什么“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啊、什么“青春无悔”啊之类的。那是读了几本小册子的导演让他们说的，我们怎么都感觉到一种酸腐和狐假虎威的味儿。真实的底层草民活得艰辛，却不想辜负老天、辜负生养自己的父母，只要有机会就要“黄连树下弹琴”，强做的欢颜让人觉着酸心；而影视小人物却没有什么“生命之重”，他们顶多“没事偷着乐”，本能地实行精神胜利、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强颜为欢”与“精神胜利”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鸿沟。 -　　地上一个人。 +另一方面，真实的底层生命赴告无门，他们经常用“草民”来称呼自己，这并不等于他们自轻自贱。事实正相反，就像本书写的那些偷渡国境者、遗体整容师、三陪小姐一样，虽然身处下贱却不失人的尊严，有着真正的梦和纯情。那些影视中主角哪能谈得上这些？影视小人物骨子里就是“雇佣军”，没有自我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在他们的“大脑”中安装着冰箱、彩电、房子、职称……等遥控程序，和“奔小康”、“希望工程”、“再苦不能苦孩子”之类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大话。那是官员、报纸和导演命令他们说的。他们被洗脑了，不，他们其实压根儿就没脑，有的只是机械装置和中央处理器。所以，我在这里说“他们”是不确切的，严格来说是“它们”。真实的他们被挤在边缘、蠕动在底层，而底层之下还有底层，边缘之外还有边缘。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安命、不认命，在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抗争，有时成为主流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而影视的“它们”基本是皇军的良民，是安分守己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是天生的贱种、万劫不复的奴才：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颗红心交给你，叫奴家干啥就干啥。…… -　　本书写灿若星河的中国底层民众。真实的他们什么样？当然不着统一的制服。由于长期以来，政治、道德、历史、文学、审美的目光疏远了他们，一般的读者要不歪曲地理解他们，要不顶多有模糊的印象。那情形，就像一个老外和中国人初次相交，浅尝辄止谈不上理解。而如果你生活在他们当中，自然会发现他们一个跟一个不同，他们有美学价值也有道德感。就像在本书中，即使作者戴有“绿色眼镜”，还是似真地描摹出了他们。哪个人没有“绿色眼镜”呢？ +底层的他们和荧幕的它们：对上述区分可以继续说明下去。但也可以打住了，相信上面的话已足以给读者一个明晰的印象。最后只想交代一点：如果你愿意继续分析，则底层的真相还包括：底层之下有底层，边缘之外有边缘，就像陨星在太空中坠落，不可能有止境；而抢夺了无数眼球的影视“它们”，却从来不告诉人们这个。“它们”存在的本意和合法性，似乎正是为了抹杀“另类”事实。我想打个比方来说明：影视的“它们”自居于中国底层的“主流社会”，它起初说自己代表底层社会，后来宣布自己就是底层，“主流”之外别无“社会”；而“真实的他们”呢，好比那些不争气的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一样，他们即使在底层社会也不足以前排就座。有时在底层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别人代表他们，在麦克风前发言、诉苦、表功、博得掌声，后来索性抹杀了他们。而他们自始至终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觉得那麦克风跟自己有何关系。他们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发不出声音。这就是“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对于他们的命运，启蒙主义者有所察觉，并做过初步的描述。比如胡风，他在为《生死场》写的后记中如是写：“……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　　可能因为视界比较融合，我觉得真实的中国底层生活大体如本书所写。而且，真实的底层人物同前述影视“小人物”大不相同。即使你用同一个名称，叫他们底层人物、民间人物、或小人物，事实上内涵很不同。依我看，其间的不同远大于表面的相同。比如：真实的底层人物是无权势者，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而影视小人物虽也置身于“基层”，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有时他们自己如是宣称。真实的底层民众活得无望，活得喘不过气来，有时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影视小人物虽也“活得累”，气还出得赢，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死亡线，他们是革命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困难是暂时的，历史是前进的。而真实的底层生命则根本不信“进步”这类鬼话。他们搞不懂深沉的理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告诉他们，古代的帝王没有见过冰箱、彩电，自己见到了，不等于自己的生活赛过帝王。那不相干。真实的底层小人物凭本能生活，凭“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天性支撑自己；而影视小人物却为自己的生命赋予诸多说道，什么“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啊、什么“青春无悔”啊之类的。那是读了几本小册子的导演让他们说的，我们怎么都感觉到一种酸腐和狐假虎威的味儿。真实的底层草民活得艰辛，却不想辜负老天、辜负生养自己的父母，只要有机会就要“黄连树下弹琴”，强做的欢颜让人觉着酸心；而影视小人物却没有什么“生命之重”，他们顶多“没事偷着乐”，本能地实行精神胜利、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强颜为欢”与“精神胜利”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鸿沟。 +我想说，对于冒名顶替的“它们”来说，《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出现肯定不是吉兆。好比说，野心家杀死了国王，篡位娶妻、快活如蚁。多少年以后，真正的国王却浮出海面，他高唱着“打不死的李尔王，我还活在人间”。本书有类似的性质。它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坛，拿过麦克风，面对台下观众，面对千秋万世，一字一顿： -　　另一方面，真实的底层生命赴告无门，他们经常用“草民”来称呼自己，这并不等于他们自轻自贱。事实正相反，就像本书写的那些偷渡国境者、遗体整容师、三陪小姐一样，虽然身处下贱却不失人的尊严，有着真正的梦和纯情。那些影视中主角哪能谈得上这些？影视小人物骨子里就是“雇佣军”，没有自我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在他们的“大脑”中安装着冰箱、彩电、房子、职称……等遥控程序，和“奔小康”、“希望工程”、“再苦不能苦孩子”之类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大话。那是官员、报纸和导演命令他们说的。他们被洗脑了，不，他们其实压根儿就没脑，有的只是机械装置和中央处理器。所以，我在这里说“他们”是不确切的，严格来说是“它们”。真实的他们被挤在边缘、蠕动在底层，而底层之下还有底层，边缘之外还有边缘。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安命、不认命，在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抗争，有时成为主流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而影视的“它们”基本是皇军的良民，是安分守己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是天生的贱种、万劫不复的奴才：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颗红心交给你，叫奴家干啥就干啥。…… +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我看到，我作证。 -　　底层的他们和荧幕的它们：对上述区分可以继续说明下去。但也可以打住了，相信上面的话已足以给读者一个明晰的印象。最后只想交代一点：如果你愿意继续分析，则底层的真相还包括：底层之下有底层，边缘之外有边缘，就像陨星在太空中坠落，不可能有止境；而抢夺了无数眼球的影视“它们”，却从来不告诉人们这个。“它们”存在的本意和合法性，似乎正是为了抹杀“另类”事实。我想打个比方来说明：影视的“它们”自居于中国底层的“主流社会”，它起初说自己代表底层社会，后来宣布自己就是底层，“主流”之外别无“社会”；而“真实的他们”呢，好比那些不争气的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一样，他们即使在底层社会也不足以前排就座。有时在底层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别人代表他们，在麦克风前发言、诉苦、表功、博得掌声，后来索性抹杀了他们。而他们自始至终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觉得那麦克风跟自己有何关系。他们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发不出声音。这就是“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对于他们的命运，启蒙主义者有所察觉，并做过初步的描述。比如胡风，他在为《生死场》写的后记中如是写：“……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我为之欢欣。 -　　我想说，对于冒名顶替的“它们”来说，《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出现肯定不是吉兆。好比说，野心家杀死了国王，篡位娶妻、快活如蚁。多少年以后，真正的国王却浮出海面，他高唱着“打不死的李尔王，我还活在人间”。本书有类似的性质。它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坛，拿过麦克风，面对台下观众，面对千秋万世，一字一顿： +本来，我们该把目光对准他们。理由不言而喻。中国自古以来的社稷观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我们现代追求的国家观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属于全体中国人，而不是少数中国人。那为什么不写他们？我说的是真实地写他们，如其所是地书写他们；既不歪曲他们的面貌更不抹杀他们的存在。可为什么没写呢？ -　　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我看到，我作证。 +我知道，存在大于本质，生命大于注解。但也知道，没有合法性就难以生存，没有效果就很难有历史。前后两句话是否矛盾呢？不矛盾。未能进入历史，首要原因是未能进入现实。没有今天奢谈什么明天？没有自尊哪能让人尊重？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尚鬼的墨子说：“执有命者不仁”。不仁的人背叛了自己，跟历史又能建立什么关系？关键问题是存在合法性，天生一人必有他的权利。什么立德、立功、立言都以此为前提。换句话说，立命是一切的前提。哈维尔提出，有荣誉感的人想过一种历史生活。但所谓历史生活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不能把握自己的权利，无权势者就永远进入不了历史。怎样把握自己的权利呢？对于“沉默的多数”来讲，意味着开口说话。如果不开口，活着就像死去，更何待死神来“灭口”。自己早把自己灭了。--当然，这里“开口说话”只是一个比方，并不是说，立命只等于开口、等于立言。不是那么回事。立命首先意味着立心，在此前提下才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立命可以体现于传统的“三不朽”，也可以有更多延伸和表现，比如人们常说的“见证”。相对而言，对于普普通通的“他们”，古代所谓“三不朽”确实显得迂不可及也高不可及，而今天的“见证”则容易实现得多。 -　　我为之欢欣。 +见证是小人物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底层生命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一种途径。见证是一种“为己之学”，为己才能为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他处”，他就无从见证。所以，见证意味着为己，意味着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在真实中。“《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书中的算命先生孔庆天讲，“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我不认为他的思想消极。能够作到这一点，其实已经不容易。但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清醒，即使你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你也能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有血有肉地过好每一天，最后成为一个时代的积极证人。 -　　本来，我们该把目光对准他们。理由不言而喻。中国自古以来的社稷观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我们现代追求的国家观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属于全体中国人，而不是少数中国人。那为什么不写他们？我说的是真实地写他们，如其所是地书写他们；既不歪曲他们的面貌更不抹杀他们的存在。可为什么没写呢？ +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有效作证，没有灵魂无法作证，没有言语、没有血肉作不了证。有灵魂、有言语、有血肉，这就是你，每一个人，包括本书的作者。“见证”一头拉着现实，一头伸向历史。在未来与现在的连接中，底层人物获得了满足和自尊。如果说，算命先生“下算苍生百姓”，则本书为“苍生百姓”立命。命不可算的，立命或者招魂却是办得到的。“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扬善之功。”从这层意义上讲，立命云云，既是心性之学也是社会哲学，既是道德哲学也是历史哲学。当然，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叙事学，一种热的美学。我要说，作者通过这本书所做的事，你我用其他方式也能做。难道不是吗？法法是心，尘尘是道。 -　　我知道，存在大于本质，生命大于注解。但也知道，没有合法性就难以生存，没有效果就很难有历史。前后两句话是否矛盾呢？不矛盾。未能进入历史，首要原因是未能进入现实。没有今天奢谈什么明天？没有自尊哪能让人尊重？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尚鬼的墨子说：“执有命者不仁”。不仁的人背叛了自己，跟历史又能建立什么关系？关键问题是存在合法性，天生一人必有他的权利。什么立德、立功、立言都以此为前提。换句话说，立命是一切的前提。哈维尔提出，有荣誉感的人想过一种历史生活。但所谓历史生活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不能把握自己的权利，无权势者就永远进入不了历史。怎样把握自己的权利呢？对于“沉默的多数”来讲，意味着开口说话。如果不开口，活着就像死去，更何待死神来“灭口”。自己早把自己灭了。--当然，这里“开口说话”只是一个比方，并不是说，立命只等于开口、等于立言。不是那么回事。立命首先意味着立心，在此前提下才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立命可以体现于传统的“三不朽”，也可以有更多延伸和表现，比如人们常说的“见证”。相对而言，对于普普通通的“他们”，古代所谓“三不朽”确实显得迂不可及也高不可及，而今天的“见证”则容易实现得多。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　　见证是小人物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底层生命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一种途径。见证是一种“为己之学”，为己才能为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他处”，他就无从见证。所以，见证意味着为己，意味着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在真实中。“《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书中的算命先生孔庆天讲，“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我不认为他的思想消极。能够作到这一点，其实已经不容易。但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清醒，即使你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你也能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有血有肉地过好每一天，最后成为一个时代的积极证人。 +作者说，此书起于他学习吹箫的经历。他师父是个 83 岁的和尚，他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除了吹箫一无所知。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在书中，这个问题被一再提起。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医生，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哪一个是专家、教授？从古至今那么多好的音乐，有几只是在朝教授弄出来的？“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纲。”“礼失而求之野”，这一思想来自孔子。作者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提出：从古至今，中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人间三部曲》、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本书可谓他从“精神江湖”上采到的鲜果。 -　　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有效作证，没有灵魂无法作证，没有言语、没有血肉作不了证。有灵魂、有言语、有血肉，这就是你，每一个人，包括本书的作者。“见证”一头拉着现实，一头伸向历史。在未来与现在的连接中，底层人物获得了满足和自尊。如果说，算命先生“下算苍生百姓”，则本书为“苍生百姓”立命。命不可算的，立命或者招魂却是办得到的。“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扬善之功。”从这层意义上讲，立命云云，既是心性之学也是社会哲学，既是道德哲学也是历史哲学。当然，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叙事学，一种热的美学。我要说，作者通过这本书所做的事，你我用其他方式也能做。难道不是吗？法法是心，尘尘是道。 +我欣赏作者“求诸野”的努力，也非常看重寻找工作取得的成就。不过，对于中国底层思想“极深厚极成熟”的说法有所保留。我是这样考虑的：底层是相对上层的概念，底层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与权力、与社会控制有关的思想，底层人物的确切含义是“无权势者”。这是我受福柯启发引出的结论。福柯这人喜欢从权力角度分析一切问题，有时我感到他有些故作艰深。但是他有一句话我不敢否认，亦即：“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无名者的生活》）是啊，真正的化外之地（如果存在）能有什么底层思想？在社会控制相对松懈的地区，我想底层思想也成熟不到哪里去。传统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好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非常古老的话了，但也应分朝代具体分析。根据梁漱溟的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由于政权不下县等原因，社会控制其实不是那么一律，有时甚至网开一面。古代士人讲究“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有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本身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在传统中国，“隐逸”之类思想异常丰富，但我所理解的“底层思想”则未必算得上。 -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的社会控制空前严密，完全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不要说找不到一块净土，想要沿袭“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行为模式也很困难。甚至那种划分本身都类似胶柱鼓瑟。你想隐？能“隐”到哪里去呢？这同时意味着反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说，“底层思想”主要是一种当代思想。由于社会控制的空前严酷，由于阶级、阶层意识的普及和差距的拉开，底层人物到今天才真正获得自我意识。底层思想和无权势者的自我确认到今天才浮出海面，获得更加自觉、更加实际的意义。还有，几十年来，一方面是控制的加密，另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渠道的单一，使我们的社会渐渐“野有遗贤”，所谓“三尺之外，必有圣贤”；像本书写的那些古琴大师、算命先生、监狱卫生员等，他们是底层意识的体现者，也是底层思想得以深厚、丰富、系统的因子。我们看重民间社会的意义在此，我们对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保持清醒，也在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　　作者说，此书起于他学习吹箫的经历。他师父是个 83 岁的和尚，他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除了吹箫一无所知。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在书中，这个问题被一再提起。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医生，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哪一个是专家、教授？从古至今那么多好的音乐，有几只是在朝教授弄出来的？“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纲。”“礼失而求之野”，这一思想来自孔子。作者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提出：从古至今，中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人间三部曲》、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本书可谓他从“精神江湖”上采到的鲜果。 +“精神江湖”同样。我不主张用它指代一些确定的人。在我看来，“精神江湖”固然有它的所指、有它的实体成分，本质上不是什么实体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功能化的词。它跟中国哲学中的“道”一样，用来指示一种确定的价值、标准、原则、精神。从而精神江湖、底层人物、无权势者这类词，也具有更多的功能而非实体的成分。它们代表安身立命，就像几千年来的“道”，成为古中国人立身处世、评估万事万物的标准：无论“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抑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们一以“道”为自身进退取舍的标准。在大道沉没、西风东渐的今日，我们不能不考虑熔铸新的标准。 -　　我欣赏作者“求诸野”的努力，也非常看重寻找工作取得的成就。不过，对于中国底层思想“极深厚极成熟”的说法有所保留。我是这样考虑的：底层是相对上层的概念，底层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与权力、与社会控制有关的思想，底层人物的确切含义是“无权势者”。这是我受福柯启发引出的结论。福柯这人喜欢从权力角度分析一切问题，有时我感到他有些故作艰深。但是他有一句话我不敢否认，亦即：“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无名者的生活》）是啊，真正的化外之地（如果存在）能有什么底层思想？在社会控制相对松懈的地区，我想底层思想也成熟不到哪里去。传统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好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非常古老的话了，但也应分朝代具体分析。根据梁漱溟的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由于政权不下县等原因，社会控制其实不是那么一律，有时甚至网开一面。古代士人讲究“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有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本身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在传统中国，“隐逸”之类思想异常丰富，但我所理解的“底层思想”则未必算得上。 +标准不是标签，精神江湖不是言诠，更不是制订好了让人遵循的戒条。而是一声呼喊、一种方向、一种导引，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真实的处境，促使人们重视自己的历史，确认自个的权益和使命，脚踏实地创造自己的明天。就是说，它具有社会动力学的意义，而不简单是人群分割、自我定位的用处。我们一再看到，就像“戏说”不是历史，却在不断杀死真正的历史；影视“小人物”不是真的小人物，却取代了真的小人物；甚至，“民间写作”不是真正的民间，却败坏了人们对于“民间”的感知。可能我担心得太多，我觉得“底层人物”一词也可能被人们当作标签。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我还是有一种恐惧。怎么办呢？起用哈维尔“无权势者”一词吧，相对来说，它在而今眼目下不易过早滥用。 -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的社会控制空前严密，完全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不要说找不到一块净土，想要沿袭“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行为模式也很困难。甚至那种划分本身都类似胶柱鼓瑟。你想隐？能“隐”到哪里去呢？这同时意味着反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说，“底层思想”主要是一种当代思想。由于社会控制的空前严酷，由于阶级、阶层意识的普及和差距的拉开，底层人物到今天才真正获得自我意识。底层思想和无权势者的自我确认到今天才浮出海面，获得更加自觉、更加实际的意义。还有，几十年来，一方面是控制的加密，另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渠道的单一，使我们的社会渐渐“野有遗贤”，所谓“三尺之外，必有圣贤”；像本书写的那些古琴大师、算命先生、监狱卫生员等，他们是底层意识的体现者，也是底层思想得以深厚、丰富、系统的因子。我们看重民间社会的意义在此，我们对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保持清醒，也在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无权势”是无权势者的自我意识及心理感受。谁有了这一意识和感受，他就接近了我们所说的底层。所以，我说的无权势者主要是心理、价值概念，而非物理、社会概念。不，不是说它没有社会学意义，而是说它的主要意义在精神方面。传统那种朝与野、官与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分法不宜被简约为“权势者”和“无权势者”的对立。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无权势者，也应该认识到自己本有的权利。用哈维尔的话讲，每个人都参与了奴役和被奴役，不管大家参与的程度如何不同，生活与控制的冲突却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老实说，某种物理的处境与身份已不足以说明一个人。一个体制之内的人，一旦他疏离权力并开始从民众角度提问题，他就成为我们的“无权势者”；一个寄身海外的人，如果他享受着民主制度的好处，却心存汉阙而忧其君，他很可能是统治者的后备。 -　　“精神江湖”同样。我不主张用它指代一些确定的人。在我看来，“精神江湖”固然有它的所指、有它的实体成分，本质上不是什么实体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功能化的词。它跟中国哲学中的“道”一样，用来指示一种确定的价值、标准、原则、精神。从而精神江湖、底层人物、无权势者这类词，也具有更多的功能而非实体的成分。它们代表安身立命，就像几千年来的“道”，成为古中国人立身处世、评估万事万物的标准：无论“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抑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们一以“道”为自身进退取舍的标准。在大道沉没、西风东渐的今日，我们不能不考虑熔铸新的标准。 +基于这一立场，我不大赞成“还原精神江湖”的说法。说“还原”，不如说“熔铸”、“唤醒”。精神江湖何处寻？固然在一些底层精英的身上，更在无权势者的意识中。底层意识在底层者的心底，好比荷塘月色在朱自清的心底。 -　　标准不是标签，精神江湖不是言诠，更不是制订好了让人遵循的戒条。而是一声呼喊、一种方向、一种导引，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真实的处境，促使人们重视自己的历史，确认自个的权益和使命，脚踏实地创造自己的明天。就是说，它具有社会动力学的意义，而不简单是人群分割、自我定位的用处。我们一再看到，就像“戏说”不是历史，却在不断杀死真正的历史；影视“小人物”不是真的小人物，却取代了真的小人物；甚至，“民间写作”不是真正的民间，却败坏了人们对于“民间”的感知。可能我担心得太多，我觉得“底层人物”一词也可能被人们当作标签。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我还是有一种恐惧。怎么办呢？起用哈维尔“无权势者”一词吧，相对来说，它在而今眼目下不易过早滥用。 +由此形成本书的叙事个性。 -　　 “无权势”是无权势者的自我意识及心理感受。谁有了这一意识和感受，他就接近了我们所说的底层。所以，我说的无权势者主要是心理、价值概念，而非物理、社会概念。不，不是说它没有社会学意义，而是说它的主要意义在精神方面。传统那种朝与野、官与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分法不宜被简约为“权势者”和“无权势者”的对立。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无权势者，也应该认识到自己本有的权利。用哈维尔的话讲，每个人都参与了奴役和被奴役，不管大家参与的程度如何不同，生活与控制的冲突却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老实说，某种物理的处境与身份已不足以说明一个人。一个体制之内的人，一旦他疏离权力并开始从民众角度提问题，他就成为我们的“无权势者”；一个寄身海外的人，如果他享受着民主制度的好处，却心存汉阙而忧其君，他很可能是统治者的后备。 +首先是用了对话体，由底层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由作家代他们立言。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完全避免“拟言”的可能，但由于有了“我口说我心”的意识，使本书总体上不同于那些借鸡生蛋的叙事。其次，本书叙事角度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透视出作者的主体意识和价值标准。这里涉及的，不单是一个叙事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也不单是美学问题，说到底是精神向度的问题。 -　　基于这一立场，我不大赞成“还原精神江湖”的说法。说“还原”，不如说“熔铸”、“唤醒”。精神江湖何处寻？固然在一些底层精英的身上，更在无权势者的意识中。底层意识在底层者的心底，好比荷塘月色在朱自清的心底。 +从来作家跟他的对象有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分别体现出作家与对象所处的三种不同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很多时候被规定只能写人民大众。也还是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提倡“群众崇拜”，势必采用“仰视”式叙述；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势必采用“俯视”式叙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有民粹主义立场的作家跟一个启蒙主义者表现完全不同。本书什么“主义”？“生活之友”主义。就是说，大体上是平视，局部有一点俯视和仰视。概括的讲，平视中略带俯视；细致地讲，七分平视、两分俯视、一分仰视。就是说，跟民粹主义、启蒙主义都不同，基本是特立独行。如果你一定要问他跟何者更近？回答是略微靠近“启蒙”，也只是略微靠近。谁说平视就等于“零距离”呢？本书采用平视略带俯视的角度，取决于访谈者对于自己访谈对象的态度，即：因同情而写，在同情中批评，在批评时同情。套用鲁迅的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不过同情、悲悯成分大于批评不满、和改善的期望。这也其来有自。在知识分子一步步边缘化的今天，“怒”显得不合时宜，但人活一口气。 -　　由此形成本书的叙事个性。 +作者也有他“一口气”，在我看来理所应当。比如，面对人贩子的巧舌如簧，你难免产生割他舌头的冲动。面对居委会主任那以自我为中心的霸道，你觉得好笑又好气忍不住讽刺几句。面对那个说起吃人肉津津有味的食客，你难道不会产生“用一根大头针把这厮的嘴缝起来”的念头？面对“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那个长于演戏的无耻诗人，你难道在赞叹之余不会产生上前揭发脸上脂粉的恶意？甚至，对自己的一些朋友，因其积习难改、或沾染上世故，你也忍不住要揶揄几句，开玩笑、揭隐私、甚至添油加醋布告天下，以图“断狗日的后路”，这不也很正常吗？古人说“畏友”、“诤友”就是如此。当然，好诗不过近人情，你要“下猛药”也要考虑人家能否接受。要不，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作品喜、为作者忧。都是吃五谷、生百病的人，谁没有弱点、缺点甚至劣根性？你没有吗？你的屁股就很干净可以照镜子？那你先照照自己吧。水至清则无鱼；中国人讲究立身与作文分开；哲学家在标榜“极高明而道中庸”，你为什么不想他们学习？你未必想让朋友们远离你？……尽管如此，也不觉得“妖魔化”了哪个。 -　　首先是用了对话体，由底层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由作家代他们立言。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完全避免“拟言”的可能，但由于有了“我口说我心”的意识，使本书总体上不同于那些借鸡生蛋的叙事。其次，本书叙事角度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透视出作者的主体意识和价值标准。这里涉及的，不单是一个叙事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也不单是美学问题，说到底是精神向度的问题。 +“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厕所门卫周明贵如是说。但总地说来，访谈双方的关系平等而隐忍，他们相互平视对方。所谓乌龟看王八，大眼盯小眼。书中写了“落魄文人阳九根”，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男人。鉴于他近乎自虐的性压抑，作者不顾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形象可能受损，而以狐朋狗友身份“挑唆”他去嫖妓。“老阳，你还是适合放下老师架子，找一个生活之友。”“生活之友”--这是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圈认。这一身份在本书中多有流露，比如，为实现采访而跟对象讨价还价、“花钱肉疼”。我们开眼界了。我同时注意到，底层群众接纳了他，把他当成跟自己一样的人：街头瞎子答应为他引路，再邀一些瞎子一同搞个街头音乐会；吹鼓手兼嚎丧者对他说，“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我们这一行”；同性恋者倪冬雪向他示爱：“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色情狂梁寒跟他惺惺相惜：“听口气，你也是个老淫棍。”嫖客老唐也把他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不想澄清反而暗喜：“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 -　　从来作家跟他的对象有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分别体现出作家与对象所处的三种不同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很多时候被规定只能写人民大众。也还是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提倡“群众崇拜”，势必采用“仰视”式叙述；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势必采用“俯视”式叙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有民粹主义立场的作家跟一个启蒙主义者表现完全不同。本书什么“主义”？“生活之友”主义。就是说，大体上是平视，局部有一点俯视和仰视。概括的讲，平视中略带俯视；细致地讲，七分平视、两分俯视、一分仰视。就是说，跟民粹主义、启蒙主义都不同，基本是特立独行。如果你一定要问他跟何者更近？回答是略微靠近“启蒙”，也只是略微靠近。谁说平视就等于“零距离”呢？本书采用平视略带俯视的角度，取决于访谈者对于自己访谈对象的态度，即：因同情而写，在同情中批评，在批评时同情。套用鲁迅的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不过同情、悲悯成分大于批评不满、和改善的期望。这也其来有自。在知识分子一步步边缘化的今天，“怒”显得不合时宜，但人活一口气。 +有趣的是，“狗咬狗”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别人不买他的账，访谈过程中唇枪舌剑，就像街头吵架的小品。色情狂讽刺他说话没档次。他回敬，你的档次有多高？食客迟福教训他：你这辈子，吃没吃好，穿也没穿好，活得没意思。他反驳：我他妈自由。对方一句话噎得他喘不过气：“没见你飞上天啊。”三陪林小姐对他又爱到恨：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落魄文人老阳大骂：“你太烂了，啥子都嬉皮士，其实你的骨血里又不是这种人。”他无力地辩白：这跟是什么人没关。……类似的细节很有喜剧色彩。打是亲，骂是爱，可见访谈对象跟他“彼此彼此”。 -　　作者也有他“一口气”，在我看来理所应当。比如，面对人贩子的巧舌如簧，你难免产生割他舌头的冲动。面对居委会主任那以自我为中心的霸道，你觉得好笑又好气忍不住讽刺几句。面对那个说起吃人肉津津有味的食客，你难道不会产生“用一根大头针把这厮的嘴缝起来”的念头？面对“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那个长于演戏的无耻诗人，你难道在赞叹之余不会产生上前揭发脸上脂粉的恶意？甚至，对自己的一些朋友，因其积习难改、或沾染上世故，你也忍不住要揶揄几句，开玩笑、揭隐私、甚至添油加醋布告天下，以图“断狗日的后路”，这不也很正常吗？古人说“畏友”、“诤友”就是如此。当然，好诗不过近人情，你要“下猛药”也要考虑人家能否接受。要不，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作品喜、为作者忧。都是吃五谷、生百病的人，谁没有弱点、缺点甚至劣根性？你没有吗？你的屁股就很干净可以照镜子？那你先照照自己吧。水至清则无鱼；中国人讲究立身与作文分开；哲学家在标榜“极高明而道中庸”，你为什么不想他们学习？你未必想让朋友们远离你？……尽管如此，也不觉得“妖魔化”了哪个。 +也有仰视。主要体现在《蜀派古琴大师王峪》和《老右派冯中慈》等篇。对前者，他似乎有点必恭必敬：“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他祝愿大师保重、长寿，把扎根于心的好东西尽可能保存得完整。在后者面前，他也执晚辈之礼：“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他的仰视有节制，仰望里面有平视。就是说，表达了崇敬也体现了理解，“迷信”与他无缘。他的仰视，不是自信心丧失而是增强。就是说，仰视之处曲折流露出“主观战斗精神”。这不容易。现在，除了那么几个声嘶力竭的“战士”外，多数中国作家精神状态不很好，普遍现象是“排死节、否正直、轻仁义、贱守节”。当然，那种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古人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外国人约翰·密尔说，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尽管如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不可忘记。马克思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他的话也值得人们三思。 -　　“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厕所门卫周明贵如是说。但总地说来，访谈双方的关系平等而隐忍，他们相互平视对方。所谓乌龟看王八，大眼盯小眼。书中写了“落魄文人阳九根”，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男人。鉴于他近乎自虐的性压抑，作者不顾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形象可能受损，而以狐朋狗友身份“挑唆”他去嫖妓。“老阳，你还是适合放下老师架子，找一个生活之友。”“生活之友”--这是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圈认。这一身份在本书中多有流露，比如，为实现采访而跟对象讨价还价、“花钱肉疼”。我们开眼界了。我同时注意到，底层群众接纳了他，把他当成跟自己一样的人：街头瞎子答应为他引路，再邀一些瞎子一同搞个街头音乐会；吹鼓手兼嚎丧者对他说，“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我们这一行”；同性恋者倪冬雪向他示爱：“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色情狂梁寒跟他惺惺相惜：“听口气，你也是个老淫棍。”嫖客老唐也把他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不想澄清反而暗喜：“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 +人活一口气，作家尤其应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作家也有一个自我启蒙、自我立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异常沉重，有时又感到“难以承受之轻”。乌托邦破灭了，我们看清了现实。看清了现实，人们觉得理想、梦想、意义那些东西不仅奢侈，更多时候还是陷阱。如果你不愿与狼共舞，最好远避它们。哈维尔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出，荒谬感可以同意义感连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本书作者是同样的情况。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一切乌托邦，自称连梦都不做。另一方面，他对天命有敬畏心理，该他承担的他不敢逃避。这是怎么回事呢？ -　　有趣的是，“狗咬狗”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别人不买他的账，访谈过程中唇枪舌剑，就像街头吵架的小品。色情狂讽刺他说话没档次。他回敬，你的档次有多高？食客迟福教训他：你这辈子，吃没吃好，穿也没穿好，活得没意思。他反驳：我他妈自由。对方一句话噎得他喘不过气：“没见你飞上天啊。”三陪林小姐对他又爱到恨：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落魄文人老阳大骂：“你太烂了，啥子都嬉皮士，其实你的骨血里又不是这种人。”他无力地辩白：这跟是什么人没关。……类似的细节很有喜剧色彩。打是亲，骂是爱，可见访谈对象跟他“彼此彼此”。 +我们可以摒弃乌托邦，同时拒绝一个后现代上帝。 -　　也有仰视。主要体现在《蜀派古琴大师王峪》和《老右派冯中慈》等篇。对前者，他似乎有点必恭必敬：“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他祝愿大师保重、长寿，把扎根于心的好东西尽可能保存得完整。在后者面前，他也执晚辈之礼：“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他的仰视有节制，仰望里面有平视。就是说，表达了崇敬也体现了理解，“迷信”与他无缘。他的仰视，不是自信心丧失而是增强。就是说，仰视之处曲折流露出“主观战斗精神”。这不容易。现在，除了那么几个声嘶力竭的“战士”外，多数中国作家精神状态不很好，普遍现象是“排死节、否正直、轻仁义、贱守节”。当然，那种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古人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外国人约翰·密尔说，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尽管如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不可忘记。马克思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他的话也值得人们三思。 +## 六 -　　人活一口气，作家尤其应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作家也有一个自我启蒙、自我立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异常沉重，有时又感到“难以承受之轻”。乌托邦破灭了，我们看清了现实。看清了现实，人们觉得理想、梦想、意义那些东西不仅奢侈，更多时候还是陷阱。如果你不愿与狼共舞，最好远避它们。哈维尔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出，荒谬感可以同意义感连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本书作者是同样的情况。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一切乌托邦，自称连梦都不做。另一方面，他对天命有敬畏心理，该他承担的他不敢逃避。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一点“写史”话题，可能不是多余。 -　　我们可以摒弃乌托邦，同时拒绝一个后现代上帝。 +前面提到，本书“以人带史”。不管主观上如何，客观上一个作家闯入历史学家的领地。这能否让人家满意呢？我说没把握。你殖民了人家还要人家谢你，天底下有那那样吃力又讨好的事？信手举数例，足以交代作家“非法越境”的不受欢迎：“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刘知几）；“文人不可与言史事”（章学诚）；“断不可以文学手段去做历史工作”（何炳松）；“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为幼稚之史学也”（朱希祖）；“天下人有文学趣味者多，懂科学方法者少，所以虽然满口客观，其实读起记事一类书来，欢迎主观的叙述。喜读稗史而厌正史；喜前四史而厌宋以后史。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观为主，时代愈后，则客观的成分愈多。”（吕思勉） -六 +但我想，应允许这东西存在。我无意于鼓励众人“不务正业”，而想说史无定法、亦无定式。你说它“幼稚之史学”也罢，“有史心而缺史德”也罢，这种亦文亦史的东西自有其价值，那就是“写心”价值。历史要写事、也要写心。龚自珍很明白地讲：“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我还注意到，也有历史学家认可它的价值。历史实际分为“艺术化之史”与科学化之史两类，它们的目标都是“显真”，但“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历史本身具有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故讲求历史之美学价值，并非对史学的背叛（张荫麟）。更有人热衷搞“诗史互证”，比如用唐诗证唐史，这样做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当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终究是你们历史学内部的事情。“诗文皆史”的说法本身，不正是史家对“诗史”的一种有条件认可吗？ -　　说一点“写史”话题，可能不是多余。 +不仅如此。我还想提醒人们，文史不分可是我们文化的一大传统。文史不分不等于文史合一。有人批评文史不分，指陈《战国策》为“小说家言”，《史记》为“太史公文集”；甚至整个前四史，都被指责为主观的历史。可人们就喜欢它们；而且批评的人也不能断然下结论，说前四史跟“历史演义”相同。“《史记》、《汉书》亦仅文词之工，记事亦有不事处。”这是康熙皇帝的批评。但“亦有不事处”一语本身表明，它们总体讲是信史。人们承认《三国志》有“小说笔法”，不过谁会把它与《三国演义》混淆呢？大概不会有人那么聪明。当然你说，客观点不是更好吗？向后世那些正史学习不是更好吗？史书应该是主观成分越少、客观成分越多越好。我不能反驳你的意见。我深知后世历史失实的问题不少，自有当行之人考证、讨论。作为非当行出身的我，坚持五十步有理由笑百步。只不过对“客观主义”史观本身，我不敢轻易点头。蒙谁呢？ -　　前面提到，本书“以人带史”。不管主观上如何，客观上一个作家闯入历史学家的领地。这能否让人家满意呢？我说没把握。你殖民了人家还要人家谢你，天底下有那那样吃力又讨好的事？信手举数例，足以交代作家“非法越境”的不受欢迎：“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刘知几）；“文人不可与言史事”（章学诚）；“断不可以文学手段去做历史工作”（何炳松）；“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为幼稚之史学也”（朱希祖）；“天下人有文学趣味者多，懂科学方法者少，所以虽然满口客观，其实读起记事一类书来，欢迎主观的叙述。喜读稗史而厌正史；喜前四史而厌宋以后史。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观为主，时代愈后，则客观的成分愈多。”（吕思勉） +限于本文性质，我不能扯得太远，不想太多引证解释学之类，说历史与写史像两条平行伸展的钢轨、永远并不拢。写史当然要力求客观，可任何写史都不能没有标准。如没有价值标准，就算你本人“没有主义”，你的著作没有“义法”，可你连材料的罗列也完不成（天地间何物非“史料”？）。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有标准，而是选择怎么样的标准？孔子编《春秋》，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写《史记》，在大军出发、旌旗飘飘的阵候，穿插进“螳螂挡车”的伯夷、叔齐，若不是史家别有怀抱，两个“小丑”以何德何能进入一部中国大历史？！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用了那么多“呜呼”，不是价值观作祟又是什么？我知道，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可能对他们看不上眼。今天的人偏爱客观、偏爱宏观叙事，但什么时候说自己要拒绝“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说，热爱“大历史”的人，世界观跟我们不同。可怜的小人物，你不仅没有历史价值，你的历史存在本身都没有真实性！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正是这样的。易言之，表面讨论的是“客观”、“真实”，其实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在此等标准的裁制下，我们的史学不能不瘫痪。人们说，历史被修改得太多，已没有一个权威的版本。如此写史，连基本的“修辞立其诚”都办不到，有什么真理性、客观性可言？由它宣讲“真实”，岂不笑掉人的大牙？ -　　但我想，应允许这东西存在。我无意于鼓励众人“不务正业”，而想说史无定法、亦无定式。你说它“幼稚之史学”也罢，“有史心而缺史德”也罢，这种亦文亦史的东西自有其价值，那就是“写心”价值。历史要写事、也要写心。龚自珍很明白地讲：“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我还注意到，也有历史学家认可它的价值。历史实际分为“艺术化之史”与科学化之史两类，它们的目标都是“显真”，但“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历史本身具有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故讲求历史之美学价值，并非对史学的背叛（张荫麟）。更有人热衷搞“诗史互证”，比如用唐诗证唐史，这样做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当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终究是你们历史学内部的事情。“诗文皆史”的说法本身，不正是史家对“诗史”的一种有条件认可吗？ +打开天窗说亮话：客观云云，只是一种逻辑要求，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否认它、不向着它，历史则不成为历史。但任何人类的写史活动都不能完全让它满意。史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为天地立心。人世间没有一部人写的历史不带“心”的印记。如果有，那只能是神的所为。我们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说自己还原了天地之心。完全还原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真诚书写。我们明知不能还原，还要哼哧哼哧写，就像人带着镣铐跳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世间许多事都无可奈何。历史活动中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历史写作中人同样“知其不可为而为”。这不是要人放弃“朝向真实”，而是说，非此不足以达到真实，哪怕只是有限的真实。古人说，“不诚无物”。我们所能要求于史家的，就是真诚。人通过真诚达到真实，而不是与真诚无关的什么真实。人的品质的高低由此见出，史家、史学品质的高低亦由此见出。 -　　不仅如此。我还想提醒人们，文史不分可是我们文化的一大传统。文史不分不等于文史合一。有人批评文史不分，指陈《战国策》为“小说家言”，《史记》为“太史公文集”；甚至整个前四史，都被指责为主观的历史。可人们就喜欢它们；而且批评的人也不能断然下结论，说前四史跟“历史演义”相同。“《史记》、《汉书》亦仅文词之工，记事亦有不事处。”这是康熙皇帝的批评。但“亦有不事处”一语本身表明，它们总体讲是信史。人们承认《三国志》有“小说笔法”，不过谁会把它与《三国演义》混淆呢？大概不会有人那么聪明。当然你说，客观点不是更好吗？向后世那些正史学习不是更好吗？史书应该是主观成分越少、客观成分越多越好。我不能反驳你的意见。我深知后世历史失实的问题不少，自有当行之人考证、讨论。作为非当行出身的我，坚持五十步有理由笑百步。只不过对“客观主义”史观本身，我不敢轻易点头。蒙谁呢？ +此外，有更好的方法吗？我想不出。 -　　限于本文性质，我不能扯得太远，不想太多引证解释学之类，说历史与写史像两条平行伸展的钢轨、永远并不拢。写史当然要力求客观，可任何写史都不能没有标准。如没有价值标准，就算你本人“没有主义”，你的著作没有“义法”，可你连材料的罗列也完不成（天地间何物非“史料”？）。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有标准，而是选择怎么样的标准？孔子编《春秋》，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写《史记》，在大军出发、旌旗飘飘的阵候，穿插进“螳螂挡车”的伯夷、叔齐，若不是史家别有怀抱，两个“小丑”以何德何能进入一部中国大历史？！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用了那么多“呜呼”，不是价值观作祟又是什么？我知道，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可能对他们看不上眼。今天的人偏爱客观、偏爱宏观叙事，但什么时候说自己要拒绝“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说，热爱“大历史”的人，世界观跟我们不同。可怜的小人物，你不仅没有历史价值，你的历史存在本身都没有真实性！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正是这样的。易言之，表面讨论的是“客观”、“真实”，其实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在此等标准的裁制下，我们的史学不能不瘫痪。人们说，历史被修改得太多，已没有一个权威的版本。如此写史，连基本的“修辞立其诚”都办不到，有什么真理性、客观性可言？由它宣讲“真实”，岂不笑掉人的大牙？ +我说本书写史，有两层含义：一是“以人带史”，小人物见证大历史，前面说多了。这里要指出，它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作为看客的小人物，能够见证什么历史？顶多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一部没有历史的历史，好比一出发不出声音的话剧。“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这是《边缘学者洪声》里的议论。真正的“历史”当然不该如此。真正的历史是走路，而不是收藏留下的足迹；真正的历史是“独自行走”，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真正的历史是和声，而不是什么大合唱；真正的历史是使人活，而不是使人死。真历史就是立史。 -　　打开天窗说亮话：客观云云，只是一种逻辑要求，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否认它、不向着它，历史则不成为历史。但任何人类的写史活动都不能完全让它满意。史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为天地立心。人世间没有一部人写的历史不带“心”的印记。如果有，那只能是神的所为。我们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说自己还原了天地之心。完全还原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真诚书写。我们明知不能还原，还要哼哧哼哧写，就像人带着镣铐跳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世间许多事都无可奈何。历史活动中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历史写作中人同样“知其不可为而为”。这不是要人放弃“朝向真实”，而是说，非此不足以达到真实，哪怕只是有限的真实。古人说，“不诚无物”。我们所能要求于史家的，就是真诚。人通过真诚达到真实，而不是与真诚无关的什么真实。人的品质的高低由此见出，史家、史学品质的高低亦由此见出。 +本书为无权势者立史。一方面，为无权势者立传，为真实的中国底层“写心”，为“普普通通的依万”、银河沙数般的“柳如是”立传；另一方面，自觉地“为往圣继绝学”，使我们民族中断已久的精神血脉再相连。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否说，这是一部特殊的《春秋》？ -　　此外，有更好的方法吗？我想不出。 +写史，本质上是抗拒虚无。真正的写史，促使人对自己恢复信心，同时导引出今后的路来。顾名思义，写史就是“写”历史。那何为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及其活动轨迹。在时间的洪流中，活动使人成为人，书写使历史成为历史。所以重要的是“活动”、是“书写”，而不是超出人的“活动”、“书写”之外的什么东西。超出人的活动之外的一切，包括所谓“历史规律”在内，只不过是虚无。对于真诚的、勇于负责任的史家来说，“历史规律”之类没有好处，反而是瘫痪自己生命的东西。真正的史家重视人，尤其一个一个个人。只有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重视个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据历史学家钱穆介绍，至少从《春秋》起，个人就在我们的史书中占了上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着眼的是事情背后的人。中国史书重视列传体，常记载一些没有事功的人，比如伯夷、叔齐，他俩居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还有颜渊，也没有丰功伟绩。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他不是一历史人物？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做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此，”钱穆先生说：“纪传体的伟大，也伟大在这里。” -　　我说本书写史，有两层含义：一是“以人带史”，小人物见证大历史，前面说多了。这里要指出，它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作为看客的小人物，能够见证什么历史？顶多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一部没有历史的历史，好比一出发不出声音的话剧。“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这是《边缘学者洪声》里的议论。真正的“历史”当然不该如此。真正的历史是走路，而不是收藏留下的足迹；真正的历史是“独自行走”，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真正的历史是和声，而不是什么大合唱；真正的历史是使人活，而不是使人死。真历史就是立史。 +我感觉，《中国底层访谈录》继承了中国古人的传统。“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明·宋濂）比如，你不觉得有其中《史记》的影子？同为纪传体，同为没有事功的底层小人物。甚至，曾感动过太史公的一些人和事，在这里也顽强地露出他们的身影：像周文王，伯夷、叔齐，孔子，庄子，老子，师旷，荆轲，聂政，高渐离，项羽，阮籍，嵇康……等，本书屡次提到他们。这不是偶然的，作者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甚至觉得，上述人其实正是作者的精神教父。亏了上述过时的英雄或小丑，“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今天做同样的工作是否徒劳？作者说不。--在《遗体整容师张道陵》里，他劝老人不必为美的毁灭而伤感：“历史上有许多无法追寻的东西，但你认定他们肯定存在过。就如霸王别姬的瞬间，你只记住了霸王穷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场景，你把这种千古绝响孤悬起来，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想象、新的意义。” -　　本书为无权势者立史。一方面，为无权势者立传，为真实的中国底层“写心”，为“普普通通的依万”、银河沙数般的“柳如是”立传；另一方面，自觉地“为往圣继绝学”，使我们民族中断已久的精神血脉再相连。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否说，这是一部特殊的《春秋》？ +当然，除了上述古人，作者的精神教父还有。比如，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当代捷克政治家、作家哈威尔。从前者身上，他吸收了为历史做见证的意识，对“古拉格群岛史编纂学”有所领会。他说，刽子手制造血腥的现实，诗人制造血腥的文字；“是的，许多人都死了，我还活着，并且还将继续活下去，活到底。为了给儿孙们留下一份真实的个人见证。”从后者身上，他最大的感触是小人物该重视自己，重视自己的历史。常言道，“贵人多忘事”。我们既然不是贵人，当然要记住自己的历史。无权势者应该发现自己的权利，脚踏实地刷新自己的历史记录。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恩宠。《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这里的“公义”就包括，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让无能者显出大能，以卑微者成就大事，等等。 -　　写史，本质上是抗拒虚无。真正的写史，促使人对自己恢复信心，同时导引出今后的路来。顾名思义，写史就是“写”历史。那何为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及其活动轨迹。在时间的洪流中，活动使人成为人，书写使历史成为历史。所以重要的是“活动”、是“书写”，而不是超出人的“活动”、“书写”之外的什么东西。超出人的活动之外的一切，包括所谓“历史规律”在内，只不过是虚无。对于真诚的、勇于负责任的史家来说，“历史规律”之类没有好处，反而是瘫痪自己生命的东西。真正的史家重视人，尤其一个一个个人。只有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重视个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据历史学家钱穆介绍，至少从《春秋》起，个人就在我们的史书中占了上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着眼的是事情背后的人。中国史书重视列传体，常记载一些没有事功的人，比如伯夷、叔齐，他俩居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还有颜渊，也没有丰功伟绩。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他不是一历史人物？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做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此，”钱穆先生说：“纪传体的伟大，也伟大在这里。” +写史，首先意味着写当代史。 -　　我感觉，《中国底层访谈录》继承了中国古人的传统。“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明·宋濂）比如，你不觉得有其中《史记》的影子？同为纪传体，同为没有事功的底层小人物。甚至，曾感动过太史公的一些人和事，在这里也顽强地露出他们的身影：像周文王，伯夷、叔齐，孔子，庄子，老子，师旷，荆轲，聂政，高渐离，项羽，阮籍，嵇康……等，本书屡次提到他们。这不是偶然的，作者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甚至觉得，上述人其实正是作者的精神教父。亏了上述过时的英雄或小丑，“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今天做同样的工作是否徒劳？作者说不。--在《遗体整容师张道陵》里，他劝老人不必为美的毁灭而伤感：“历史上有许多无法追寻的东西，但你认定他们肯定存在过。就如霸王别姬的瞬间，你只记住了霸王穷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场景，你把这种千古绝响孤悬起来，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想象、新的意义。”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我们非常热衷。却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非接受美学地提出：当代也该进入历史。我的见闻当然有限。据我观察，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浑浑噩噩活在当代的人（包括“历史学工作者”），不思考自己对于当代史有什么责任。人们只在过活，而无暇对“过活”做人文反思；人们生活在“当代”，却把“当代史”的书写重担推给后人。有人会振振有辞，说中国传统是“隔代修史”，否则难以客观公正。我说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稍微留心一下，就会注意到我们古代，其实一直有著当代史的传统。钱穆先生提出：《春秋》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史，《西周书》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这是史学的衰落。但，哪里仅是史学的悲哀？！ -　　当然，除了上述古人，作者的精神教父还有。比如，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当代捷克政治家、作家哈威尔。从前者身上，他吸收了为历史做见证的意识，对“古拉格群岛史编纂学”有所领会。他说，刽子手制造血腥的现实，诗人制造血腥的文字；“是的，许多人都死了，我还活着，并且还将继续活下去，活到底。为了给儿孙们留下一份真实的个人见证。”从后者身上，他最大的感触是小人物该重视自己，重视自己的历史。常言道，“贵人多忘事”。我们既然不是贵人，当然要记住自己的历史。无权势者应该发现自己的权利，脚踏实地刷新自己的历史记录。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恩宠。《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这里的“公义”就包括，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让无能者显出大能，以卑微者成就大事，等等。 +史学问题不是史学家的问题，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 -　　写史，首先意味着写当代史。 +当代无史，根本原因是当代无人。人的存在更多体现为生物性、动物性而非精神性、社会性。这是人性的死亡，人性的死亡不能不造成历史的中断：历史意识的中断，历史写作的中断。让我们重温一下福柯的论断：“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谁能否认这一点？谁能说回避现实，与回避写当代史不是一个意思？对历史的冷漠，当然源自对现实的冷漠。人们不能面对现实，对自身感到无能为力，如何对历史产生真正兴趣？深入分析其精神，则：一个人把持不住今天，他就不再试图把持。一旦把持的能力瘫痪，他发现明天也不属于自己。对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人们怎能产生真正的兴趣？有心无力--无力无史--无史无心--无心更无力……这一过程相互发明、相互推动，恶性循环、没有止境。虚空的坠落永远没止境。人死了，谁杀的？虚无。历史死了，谁杀的？“历史规律”。虚无杀死了生命，“历史规律”杀死了历史。虚无扎根于我们“万物之灵”的内心，这是“当代无史”的深层原因。 -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我们非常热衷。却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非接受美学地提出：当代也该进入历史。我的见闻当然有限。据我观察，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浑浑噩噩活在当代的人（包括“历史学工作者”），不思考自己对于当代史有什么责任。人们只在过活，而无暇对“过活”做人文反思；人们生活在“当代”，却把“当代史”的书写重担推给后人。有人会振振有辞，说中国传统是“隔代修史”，否则难以客观公正。我说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稍微留心一下，就会注意到我们古代，其实一直有著当代史的传统。钱穆先生提出：《春秋》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史，《西周书》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这是史学的衰落。但，哪里仅是史学的悲哀？！ +不能不指出，虚无的病毒也污染着我们民族一些精英人物的内心。恕我不恭，想举高行健先生为例：高先生去年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题为《文学存在的理由》的获奖演说中称：“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看到这样的论述，我暗暗吃惊并略感伤心。他认可那“不由分说施加于人”的“历史规律”干啥？难道他不觉得，“历史规律”不过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或“皇帝的新装”？我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不承认形形色色决定论。根本不承认。规律是生命的敌人，它消灭、戕害了多少人啊。它似乎也在戕害着高行健的灵魂。我不反对他为文学辩护，但事情显然有其他方面。我明白了：一个认可规律的人怎么不可能安命？一个安命的作家如何见证、能见证到哪里？一个致力于见证的作家怎么会倡导“冷的文学”？一个对历史见证三心二意的作家，倡导一种新隐逸文学，不是很自然吗？ -　　史学问题不是史学家的问题，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他们会说，怎么会“当代无史”呢？不是事实嘛。我们有那么多历史考证，有多么多史学讨论，有那么多关于前天和昨天的书籍。谁说我们忘记历史？谁说人们对历史没有兴趣？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就是背叛。我们在抗拒遗忘，同时也在荆轲刺秦王。你难道没看见？我承认它们的意义，也认可他们的无奈，并且深知，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背对现实。确实，有人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默默做着他们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著作不为一般人所知。我说“当代无史”的论断不包括他们。同时我还是感到，已有的工作似乎还是太少。相对于那么多的事情、相对于那么多的人（包括历史学家），现有的一切都少得不成比例。我们有那么多历史学从业人员，他们在忙些什么呢？忙于“抗拒遗忘”？抗拒遗忘能成为另一形式的遗忘。《床下作家汪建辉》中议论：“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历史感过分沉重，就会不知不觉丧失对于现实、对于今天的感知。钱穆先生提醒：议论当代问题、尤其政治，其实是中国人的传统。 -　　当代无史，根本原因是当代无人。人的存在更多体现为生物性、动物性而非精神性、社会性。这是人性的死亡，人性的死亡不能不造成历史的中断：历史意识的中断，历史写作的中断。让我们重温一下福柯的论断：“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谁能否认这一点？谁能说回避现实，与回避写当代史不是一个意思？对历史的冷漠，当然源自对现实的冷漠。人们不能面对现实，对自身感到无能为力，如何对历史产生真正兴趣？深入分析其精神，则：一个人把持不住今天，他就不再试图把持。一旦把持的能力瘫痪，他发现明天也不属于自己。对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人们怎能产生真正的兴趣？有心无力--无力无史--无史无心--无心更无力……这一过程相互发明、相互推动，恶性循环、没有止境。虚空的坠落永远没止境。人死了，谁杀的？虚无。历史死了，谁杀的？“历史规律”。虚无杀死了生命，“历史规律”杀死了历史。虚无扎根于我们“万物之灵”的内心，这是“当代无史”的深层原因。 +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完成选题、晋升职称？我知道选题是怎么回事。《中国底层访谈录》写了一位吹鼓手兼嚎丧者，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为人就是要没心肝。”这是他的生活阅历。如果他吃历史学那碗饭，他兢兢业业完成的“选题”就是如此。这等选题摆在书店里货架上，除了另一些想应付考试或完成选题的人，谁会感兴趣、谁会关心？他们在干什么？现在“戏说”风行，人们“戏说”这、戏说那，戏说清代的皇帝也戏说饿死的外婆，越戏说越上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戏说奥斯威辛古拉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不认真，从一部历史里得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遮不住，依旧夕阳红”的结论。历史学家，你们为什么不制止？你们坚守自己的原则、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未尽到责任，怎么说当代有史？不仅如此，所有历史都会被消解。玩世不恭必然玩史不恭，很自然的。 -　　不能不指出，虚无的病毒也污染着我们民族一些精英人物的内心。恕我不恭，想举高行健先生为例：高先生去年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题为《文学存在的理由》的获奖演说中称：“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看到这样的论述，我暗暗吃惊并略感伤心。他认可那“不由分说施加于人”的“历史规律”干啥？难道他不觉得，“历史规律”不过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或“皇帝的新装”？我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不承认形形色色决定论。根本不承认。规律是生命的敌人，它消灭、戕害了多少人啊。它似乎也在戕害着高行健的灵魂。我不反对他为文学辩护，但事情显然有其他方面。我明白了：一个认可规律的人怎么不可能安命？一个安命的作家如何见证、能见证到哪里？一个致力于见证的作家怎么会倡导“冷的文学”？一个对历史见证三心二意的作家，倡导一种新隐逸文学，不是很自然吗？ +我的话似乎耸人听闻，也近乎杞人忧天。但愿是，我却不认为自己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历史跟每个人有关，跟自己有关，怎么是“多管闲事”？我还有个观点：有史不乱世，史与治相连。那位俄罗斯军官说得对：“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传统思想也是同样。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以治法而正乱君”，使大大小小“冯道”无所存身，而使我们民族重新迈入正道。类似的例子不少。史家不仅被动地记载历史，也在能动地影响着历史走向。50 年前，大军包围北平。自由主义史学家杨人缏劝告守城长官：“如果傅作义将军能为北平免于战火作贡献，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这位历史学家的自尊、自信、从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他们会说，怎么会“当代无史”呢？不是事实嘛。我们有那么多历史考证，有多么多史学讨论，有那么多关于前天和昨天的书籍。谁说我们忘记历史？谁说人们对历史没有兴趣？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就是背叛。我们在抗拒遗忘，同时也在荆轲刺秦王。你难道没看见？我承认它们的意义，也认可他们的无奈，并且深知，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背对现实。确实，有人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默默做着他们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著作不为一般人所知。我说“当代无史”的论断不包括他们。同时我还是感到，已有的工作似乎还是太少。相对于那么多的事情、相对于那么多的人（包括历史学家），现有的一切都少得不成比例。我们有那么多历史学从业人员，他们在忙些什么呢？忙于“抗拒遗忘”？抗拒遗忘能成为另一形式的遗忘。《床下作家汪建辉》中议论：“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历史感过分沉重，就会不知不觉丧失对于现实、对于今天的感知。钱穆先生提醒：议论当代问题、尤其政治，其实是中国人的传统。 +所以，我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素有敬畏，对今天的史家则有更深的期待。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城也非一手一足所能建成，《中国底层访谈录》当然有它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我还是不敢贬低“当行”之人。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这样？因为“古史即诗”，反面说就是“史蕴史心”，算不上成熟的历史著作。那好，请你们拿出著作来，以成熟的“春秋”之作促使“诗”安分守己，不是很顺乎情理吗？ -　　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完成选题、晋升职称？我知道选题是怎么回事。《中国底层访谈录》写了一位吹鼓手兼嚎丧者，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为人就是要没心肝。”这是他的生活阅历。如果他吃历史学那碗饭，他兢兢业业完成的“选题”就是如此。这等选题摆在书店里货架上，除了另一些想应付考试或完成选题的人，谁会感兴趣、谁会关心？他们在干什么？现在“戏说”风行，人们“戏说”这、戏说那，戏说清代的皇帝也戏说饿死的外婆，越戏说越上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戏说奥斯威辛古拉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不认真，从一部历史里得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遮不住，依旧夕阳红”的结论。历史学家，你们为什么不制止？你们坚守自己的原则、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未尽到责任，怎么说当代有史？不仅如此，所有历史都会被消解。玩世不恭必然玩史不恭，很自然的。 +历史学家，你在哪里？ -　　我的话似乎耸人听闻，也近乎杞人忧天。但愿是，我却不认为自己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历史跟每个人有关，跟自己有关，怎么是“多管闲事”？我还有个观点：有史不乱世，史与治相连。那位俄罗斯军官说得对：“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传统思想也是同样。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以治法而正乱君”，使大大小小“冯道”无所存身，而使我们民族重新迈入正道。类似的例子不少。史家不仅被动地记载历史，也在能动地影响着历史走向。50 年前，大军包围北平。自由主义史学家杨人缏劝告守城长官：“如果傅作义将军能为北平免于战火作贡献，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这位历史学家的自尊、自信、从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七 -　　所以，我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素有敬畏，对今天的史家则有更深的期待。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城也非一手一足所能建成，《中国底层访谈录》当然有它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我还是不敢贬低“当行”之人。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这样？因为“古史即诗”，反面说就是“史蕴史心”，算不上成熟的历史著作。那好，请你们拿出著作来，以成熟的“春秋”之作促使“诗”安分守己，不是很顺乎情理吗？ +回头说作者。 -　　历史学家，你在哪里？ +“老威”是化名，我还是用他的真名，喊他“老廖”。认识老廖是 1994 年，他刚刚流放中归来。他那时英雄失路，我红尘失语，朋友都很少，于是惺惺相惜，“叩寂寞以求音”，就像丰子恺那幅《冬夜工毕》的漫画。我们常在昏黄的灯下吃喝。《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书也跟我有“缘分”，不仅因为许多有趣的故事听他当面说起，其中有些篇章还跟我有关。那次，在贵阳的阴霾中听人摆“灵哥、灵姐”的故事，我就在场。去西藏也是沾了老廖的光，坐的是“中国联航”免费飞机。《朝圣者旺吉》中提到此事，同时提到大昭寺深处那位抄经的老人。他的眼睛像孩子，也像太阳下的水，我们当时就深受感动。 -七 +书中的乡村教师说，胃口一致能成夫妻。可能朋友同理。但怎样才算“一致”呢？我们在一块主要是吃，可他的“吃道”比我精深多了，《食客迟福》一篇就是有力的证明材料。我甚至觉得，“吃”是他的世界观及本体论。有时边涮火锅我边纳闷：这家伙对吃的一往情深从何而来？后来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差点饿死。再就是 1990 年他的“进宫”，那可是培养食欲的好地方。本书有句话：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穷人胃大”，老廖也时常把它挂在口上，嘲人更兼自嘲。真的，让人怜悯。 -　　回头说作者。 +他因此算不上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类跟他无缘。一个饿汉，也不能指望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所贡献。确实，这家伙口味太粗了，能进口不能进口的都往口里放。我拿不稳的是，他的审美趣味变得粗俗是否与此有关？你看这本访谈录，说得好听一点，是大千世界、林林总总；说得不好呢，那是医院的痰盂、食堂的潲水桶、城市里的垃圾山。老廖喜欢庄子，经常拿《逍遥游》说事。庄子还有篇《德充符》，是古今畸人的大本营：“劈头出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恶人，……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本书有同样的偏爱，全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举一例：这年头谁不青睐靓女？偏偏老廖变态，谁不好写偏写公认为“丑得稀奇”的茜茜。也有不同，庄子的畸人“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可本书呢？有几个心灵美的，大多数不美。现代人的适应力、消化力比古人可强多了。我不知道是坏事还是好事。“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能够活得安然无恙的，哪个不是狗崽子？ -　　“老威”是化名，我还是用他的真名，喊他“老廖”。认识老廖是 1994 年，他刚刚流放中归来。他那时英雄失路，我红尘失语，朋友都很少，于是惺惺相惜，“叩寂寞以求音”，就像丰子恺那幅《冬夜工毕》的漫画。我们常在昏黄的灯下吃喝。《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书也跟我有“缘分”，不仅因为许多有趣的故事听他当面说起，其中有些篇章还跟我有关。那次，在贵阳的阴霾中听人摆“灵哥、灵姐”的故事，我就在场。去西藏也是沾了老廖的光，坐的是“中国联航”免费飞机。《朝圣者旺吉》中提到此事，同时提到大昭寺深处那位抄经的老人。他的眼睛像孩子，也像太阳下的水，我们当时就深受感动。 +《流浪者王响》一篇，有作者精神自传成分。流浪者说，自己是钻垃圾桶的野狗，“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又说自己是“没有教养的底层孩子”。我欣赏他的没有教养。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且，我从自己、从许多人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儒雅”、“斯文”往往跟世故、自阉之类纠缠不清。大学问家钱钟书说，“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包括他自己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有一句话，我以为说得千真万确：“人性的堕落与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并无关系。一个人可以向活靶子射击却又欣赏一首诗的音韵、一幅画的构图。”……例子么，免了。 -　　书中的乡村教师说，胃口一致能成夫妻。可能朋友同理。但怎样才算“一致”呢？我们在一块主要是吃，可他的“吃道”比我精深多了，《食客迟福》一篇就是有力的证明材料。我甚至觉得，“吃”是他的世界观及本体论。有时边涮火锅我边纳闷：这家伙对吃的一往情深从何而来？后来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差点饿死。再就是 1990 年他的“进宫”，那可是培养食欲的好地方。本书有句话：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穷人胃大”，老廖也时常把它挂在口上，嘲人更兼自嘲。真的，让人怜悯。 +但老廖却不是没教养的人。“教养”比较笼统，那就说“学养”。《藏书家冉云飞》篇中，冉云飞当面吹捧老威：“……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诗篇吗？”这话容易让人生厌，不过也不全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我作揖”。从本书，我惊奇地发现，老廖居然懂很多东西：命相学啊、风水术啊、艺术史啊、变态心理学啊、饮食文化啊、厕所文化啊、性文化啊，……远远超过了孔子提倡的“多识草木鱼虫之名”。不光是罗列学问，他更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如《流浪儿》，提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等大问题。依我看，许多读书专业户、“两脚书橱”正缺少问题意识。以前竟把他看扁了。 -　　他因此算不上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类跟他无缘。一个饿汉，也不能指望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所贡献。确实，这家伙口味太粗了，能进口不能进口的都往口里放。我拿不稳的是，他的审美趣味变得粗俗是否与此有关？你看这本访谈录，说得好听一点，是大千世界、林林总总；说得不好呢，那是医院的痰盂、食堂的潲水桶、城市里的垃圾山。老廖喜欢庄子，经常拿《逍遥游》说事。庄子还有篇《德充符》，是古今畸人的大本营：“劈头出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恶人，……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本书有同样的偏爱，全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举一例：这年头谁不青睐靓女？偏偏老廖变态，谁不好写偏写公认为“丑得稀奇”的茜茜。也有不同，庄子的畸人“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可本书呢？有几个心灵美的，大多数不美。现代人的适应力、消化力比古人可强多了。我不知道是坏事还是好事。“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能够活得安然无恙的，哪个不是狗崽子？ +本书更有若干篇，立意跟“治学”直接有关：如《碎尸犯卢人标》（犯罪心理学）、《厕所门卫周明贵》（城市史），作者单刀直入表明，想要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学术界会买账吗？未必。但学院派本身不也问题多多？我就见识过若干少壮派“学者”，非汉非宋、不古不今，门径未必摸到，自我感觉却好得不得了，没有“白首穷经”的真精神，却摆出一派“垂垂老儒”的姿态。我不明白他们良好的感觉哪里来？如果不是沐猴而冠，就只得归因于“路数”不同。还怎么想呢？“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清人张问陶这首诗，诉说着老廖“入学”的门径。 -　　《流浪者王响》一篇，有作者精神自传成分。流浪者说，自己是钻垃圾桶的野狗，“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又说自己是“没有教养的底层孩子”。我欣赏他的没有教养。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且，我从自己、从许多人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儒雅”、“斯文”往往跟世故、自阉之类纠缠不清。大学问家钱钟书说，“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包括他自己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有一句话，我以为说得千真万确：“人性的堕落与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并无关系。一个人可以向活靶子射击却又欣赏一首诗的音韵、一幅画的构图。”……例子么，免了。 +显然，在这人心向吃的年代，老廖除了吃有着更广泛的爱好。他爱吹箫。“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在本书里，他劝好友忠忠戒赌，话头是：“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好奇，喜欢在街头看叫花子打手虫。他有对于自由的深入爱好。他说为了写书，自己像条狗见缝就钻；同时干的营生跟叫花子差不多，都在“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交百家朋友”。这还不算，根据本书坦白，有次，他跟一位三陪小姐在夜总会外面见面，“危险的浪漫”维持了一段时间（《三陪林小姐》）。这显然逾越了常人的“游戏规则”。不过也说明了，他跟访谈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吗？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　　但老廖却不是没教养的人。“教养”比较笼统，那就说“学养”。《藏书家冉云飞》篇中，冉云飞当面吹捧老威：“……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诗篇吗？”这话容易让人生厌，不过也不全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我作揖”。从本书，我惊奇地发现，老廖居然懂很多东西：命相学啊、风水术啊、艺术史啊、变态心理学啊、饮食文化啊、厕所文化啊、性文化啊，……远远超过了孔子提倡的“多识草木鱼虫之名”。不光是罗列学问，他更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如《流浪儿》，提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等大问题。依我看，许多读书专业户、“两脚书橱”正缺少问题意识。以前竟把他看扁了。 +我想，问题出在这里。小人物的痛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确实跟我们放弃诉说、呐喊得不够有关。我们信奉内外有别：契柯夫的小人物向马倾诉，我们流泪；祥林嫂向人倾诉，我们耻笑。中国人真的不如一匹马吗？久而久之，连嘴巴都两极分化：权势者喋喋不休，我们噤若寒蝉。人们感到人微言轻，于是沉默。沉默得久了，人们渐渐失语。失语到最后，人们弄不清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所谓“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跟普遍的心死是同一个意思。 -　　本书更有若干篇，立意跟“治学”直接有关：如《碎尸犯卢人标》（犯罪心理学）、《厕所门卫周明贵》（城市史），作者单刀直入表明，想要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学术界会买账吗？未必。但学院派本身不也问题多多？我就见识过若干少壮派“学者”，非汉非宋、不古不今，门径未必摸到，自我感觉却好得不得了，没有“白首穷经”的真精神，却摆出一派“垂垂老儒”的姿态。我不明白他们良好的感觉哪里来？如果不是沐猴而冠，就只得归因于“路数”不同。还怎么想呢？ “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清人张问陶这首诗，诉说着老廖“入学”的门径。 +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　　显然，在这人心向吃的年代，老廖除了吃有着更广泛的爱好。他爱吹箫。“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在本书里，他劝好友忠忠戒赌，话头是：“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好奇，喜欢在街头看叫花子打手虫。他有对于自由的深入爱好。他说为了写书，自己像条狗见缝就钻；同时干的营生跟叫花子差不多，都在“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交百家朋友”。这还不算，根据本书坦白，有次，他跟一位三陪小姐在夜总会外面见面，“危险的浪漫”维持了一段时间（《三陪林小姐》）。这显然逾越了常人的“游戏规则”。不过也说明了，他跟访谈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吗？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我们应该学会开口，应该鼓起勇气说话，努力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别人教会我们的台词。人的嘴巴不光是用来吃饭的。人的大脑也不光是用来接收指令的。真正的说话是人际沟通，而不是关起门自言自语。索尔仁尼琴懂这个理，他提醒会说话的哑巴们：“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　　我想，问题出在这里。小人物的痛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确实跟我们放弃诉说、呐喊得不够有关。我们信奉内外有别：契柯夫的小人物向马倾诉，我们流泪；祥林嫂向人倾诉，我们耻笑。中国人真的不如一匹马吗？久而久之，连嘴巴都两极分化：权势者喋喋不休，我们噤若寒蝉。人们感到人微言轻，于是沉默。沉默得久了，人们渐渐失语。失语到最后，人们弄不清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所谓“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跟普遍的心死是同一个意思。 +老廖生活在底层。他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吃饭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生活压力之于他，跟贫困农民、下岗职工一样具体。尽管这样，他不孜孜于追物逐利，为生存不择手段。而是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像蚂蚁一样勤奋劳动。他写煌煌巨著《活下去》，为当代史作见证；编《沉沦的圣殿》，寻访诗歌江湖的“根”；《中国底层访谈录》则通过平等交谈，唤醒小人物的记忆，开启小人物的嘴巴，使哑巴说话、铁树开花，让濒死的心灵重新苏醒。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它近乎积德，善莫大焉。 -　　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天道酬勤，福善祸淫。老廖分明也在为自己立命。 -　　我们应该学会开口，应该鼓起勇气说话，努力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别人教会我们的台词。人的嘴巴不光是用来吃饭的。人的大脑也不光是用来接收指令的。真正的说话是人际沟通，而不是关起门自言自语。索尔仁尼琴懂这个理，他提醒会说话的哑巴们：“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在当今文学界，‘呐喊’正遭受奚落；但是，对于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来说，对于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骜不驯的灵魂来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得不呐喊。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奚落不掉的。”高尔泰先生这段话，我以为很适于说明老廖。本书也就不是文学梦想驱使下的名山事业，而是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血肉模糊的当今现实，是车轮下发出的绝叫，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呐喊。也像飞船在太空播放的《欢乐颂》，奚落不掉的。不是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老廖生活在底层。他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吃饭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生活压力之于他，跟贫困农民、下岗职工一样具体。尽管这样，他不孜孜于追物逐利，为生存不择手段。而是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像蚂蚁一样勤奋劳动。他写煌煌巨著《活下去》，为当代史作见证；编《沉沦的圣殿》，寻访诗歌江湖的“根”；《中国底层访谈录》则通过平等交谈，唤醒小人物的记忆，开启小人物的嘴巴，使哑巴说话、铁树开花，让濒死的心灵重新苏醒。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它近乎积德，善莫大焉。 +我祝福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福音书如是说。 -　　天道酬勤，福善祸淫。老廖分明也在为自己立命。 - -　　“在当今文学界，‘呐喊’正遭受奚落；但是，对于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来说，对于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骜不驯的灵魂来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得不呐喊。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奚落不掉的。”高尔泰先生这段话，我以为很适于说明老廖。本书也就不是文学梦想驱使下的名山事业，而是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血肉模糊的当今现实，是车轮下发出的绝叫，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呐喊。也像飞船在太空播放的《欢乐颂》，奚落不掉的。不是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　　我祝福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福音书如是说。 - -2001 年阳春三月，写于成都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2001 年阳春三月，写于成都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uyuegang.md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uyuegang.md index f037465..59987e2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uyuegang.md +++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luyuegang.md @@ -1,208 +1,70 @@ -卢跃刚：非如此不可——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 -卢跃刚，廖亦武访谈录 - - - - -非如此不可 - -老威：本名廖亦武，八十年代写诗，主要 作品有《死城》、《黄城》《幻 -城》等。九十年代退出文坛，浪迹江湖卖艺。主要 著述有《中国底层访 -谈录》、《活下去》等。另出有音乐光碟《汉奴》、《叫魂》 。 - - - -卢跃刚：八十年代写小说，后转入《中 国青年报》社。曾获“中国报告文 -学奖” ，著有《大国寡民》、《创世纪荒诞》等 多部作品。因追踪武芳 -被毁容案而成为中 外瞩目的新闻人物。 - - -●老　威（诗人、底层社会学者）●卢跃刚（作家、新闻记者）●记录　吴 -小曼 　●摄影　老　六　●时间　2001 年 3 月 15 日下午　●地点　 -北京团结湖 北三条作家周忠陵住宅 -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 -爱，默 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 -“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 -列可笑的巧合，把他 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意味着他生活中的“非如 此不可”太少吗？　　———［捷克］米兰· -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这天阳光明媚，一个“新闻事件的目击者”与一个“社会底层的见证 -人”相 遇了，他们的相遇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巧合，因为他们的相遇已经间 -隔了 15 年，这 15 年已经使当年的先锋诗人或者先锋小说家，变成了需 -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阐 释的稀有的另类。 -　　　我们都生于 1958 年 -　　卢跃刚：如果这次见面提前到 1985 年，那该多有意思！那时你是有 -名的 先锋诗人，而我写小说，并且都是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作者。 -　　老威：我们都生于 1958 年。还有吴滨、邹进、周忠陵、王朔，都属 -狗，狂吠着文学梦，非常青春，可惜，眨眼功夫大家都 40 出头了。 -　　卢跃刚：你现在还写诗吗？ -　　老威：这是个没有诗意的商业炒作的时代，如果还坚持写诗的话，我就 -成了 卑鄙小人。1990 年初的一次突然的转折，我被抛出文学界，经历 -了漫长的苦 熬，脱胎换骨，与文坛彻底没关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 -录》的写作其实就是 一个诗人的角色被抹掉之后的产物，我熬了十年，变 -成今天这样一个“记录者” 。 -　　卢跃刚：你的“底层访谈”我两年前就看过一些，当时感到诧异，在我 -的印 象中，诗人是相当主观和自恋的，很难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有的评 -论家称你的 这种写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可我觉得有炒作之嫌， -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就新闻采访的“原生态”向你提出质疑，如果这 -部书不从新闻学角度而从 文学角度来定位，我认为它的内在解释的空间与 -张力就大得多。 -　　老威：这个意见你通过朋友也给我转达了。说实话，它很难操作。你知 -道劳 动人民的语言是非常松散的，他们没有经过语言训练。你做采访是带 -着新闻记者 的身份下去，谈的话题相当集中，比如说调查案件，你促使对 -方围绕案件来谈，对方也知道谈什么事。但是，这套记者方式对我不适 -用。特别是你作为中央大报 的记者，一旦切入武芳被毁容一类的冤案，就 -带有伸张正义的道德色彩…… -　　卢跃刚：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面对社会邪恶都无动于衷的 -话，同样的事情说不定哪天会突然落到你我的头上。 -　　　无权势者无历史 -　　老威：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力量。像我，没工作，没角色，曾经混迹 -于底 层，靠吹箫维持起码的生计。我与人交往，不能带笔和录音机，一旦 -动了采访的 念头，或许就啥也得不到。人的本能都想展示成功和辉煌的一 -面，我唾弃这种可 怜的成功与辉煌，我往往是一次又一次地与底层的人交 -谈，更多的时候是听他们 倾诉，过程太漫长了。或许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 -谈话，能让你脑门一震的，有时 候就是那么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我曾 -与遗体整容师谈过八次，你相信不？我 还为他吹过箫。我就是个会吹箫的 -无用的混混，但是能为与死尸打交道的人吹一 曲我很荣幸。人是渴望倾诉 -的，但因其角色的卑微，没人肯听肯相信他的倾诉。久而久之，没人肯倾 -诉，大家都学一些政客、明星、商人，戴着假面具过日子，到最后连说出 -内心真实的欲望也没有了，或者已经忘了自己还有内心。无权势者 无历 -史，武芳如果不被毁容，如果不被披露出来，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她人性的 -另一面。在我看来，你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哪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而 -我呢，八十年代主动选择过，比如做精英倾向强烈的诗人，但后来，却不 -得不沦入被 埋没的无声的历史中。我知道失去言说权利是个什么滋味。嘴 -长来干啥？难道只 为了吃饭、喝水？ -　　卢跃刚：我是八十年代中期进入新闻界的，以前迷文学很深。文学这套 -观察 的方法我觉得毫无疑问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情，不论是体验、写 -作都是个性 化的。我认为八十年代整个的情况是启蒙和精英写作。我们都 -知道精英写作有一 种使命感，当然这与我们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代 -人，一旦进入社会，是有 特殊价值的。因为在一个总体的历史感下就是记 -忆，记忆要显现、要恢复、要复 原，就是说它的文献性超过它的文体本身 -的价值。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就 是记录历史，记录我们正在发生的 -历史。如果有的东西不去记录，很快就会消失。这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 -哪怕一句话、一个眼神。另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 有社会的背景。你刚 -才谈到的写作方式使我为之心震，也许，你不单是记录事件，更是记录人 -的灵魂，或许是卑下的、残忍的、赤裸的、虚伪的，但的确是构成 这个社 -会历史根基的活的灵魂。如何保持文本以后的价值？这是你的问题，也是 -我自己 10 多年一直在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格来讲与我们的记者行为是不 -相干 的，我对很多事件调查的方法也不完全是新闻的方法。 -　　　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 -　　老威：无论怎样，你是一种主动的重新的选择，我们以前都搞文学写 -作，而 在选择过程中的差别又如此大。像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他们基 -本上延续了八 十年代的那种状况，如何通过哪个渠道出国，或争取更大的 -文化上的名声，都有 了驾轻就熟的路数。人到中年有一种理性的操作在里 -面，包括写小说的余华、莫 言、李锐等人，当他们面对世界发言时，这种 -操作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可在我 这里，我觉得还是一种被动，我八十年 -代有很大的文学野心，诗也写得无限度的 长，意义非常复杂，这是一种自 -我选择。当一个人突然面对一个事件，觉得心灵 上过不去，结果啪的一下 -被摔下来，这以后文化环境全变了。社会太冷漠、太势 利，除了上面谈到 -的操作层面上的诗人、作家外，剩下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在做 书商，多出 -几趟国，多出一些书。过去有追求的这帮人的确是跌下来的时候什么 都没 -有了。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商兼作者张小波，他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天 -到晚琢磨如何发表诗，这个人如今却能把这本书操作出来，还操作得特别成 -功，当很多学者去反驳他时，这个人暗中笑得很欢。因为其代表中国说不 -可以赚票子 啊！这帮人玩技巧可以玩到这种程度，的确叫人心里发冷。莽 -汉主义的万夏，一 套《黑镜头》，赚了近千万；还有×××，当时做《魂 -断激流岛》，一次性 5 万 元买断了某个当事人的全部资料。包括通信、照 -片、日记、甚至爱情的信物。他 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而我在 1994 年 -时，的确所有的生路都给堵死了，如果 有那么一点出路，我也不会选择沦 -落江湖。除了周忠陵我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要 重新混入文坛是不可能的 -事，当时也有很多故交在编辑部，但很少有人发表我的 东西，带出国的手 -稿都杳无音信，听说发表了不少，结果至今我一分钱都没有得 到。我整个 -人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都特别大，妻离子散，我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 人， -只能呆在家里靠我父母。为了生存，我必须把原有身份扔掉，我是没有办法 -才选择这样的生活，在江湖上卖了一年多艺，我觉得卖艺非常好，我也看开 -了，原来我就是这么一个民间艺人的角色。偶尔碰见八十年代的诗歌老 -友，他们老是 怀旧，回忆过去。钱多没用，青春买不回来。我做这种选择 -是非常被动的，后来 读了一些哈维尔的东西，才隐隐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代 -价，它把我八十年代的文学 观念翻了一个底朝天。我认为：见证性永远超 -过文学性，文学趣味会随着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语境的改变而改变，文学性 -会消失。可当我们在回顾某一个时代的时 候，它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可 -以肯定。再过几十年，后人要研究我们这段历史，凭借什么？难道还是根 -据统一口径编纂的地方志？或者虚构出来的“××乡”之流的小说？不 -是，“文革”式的宏大历史观该结束了，我们该回到每个具体的 生命中， -回到真实的细胞、肌肉、血泪里。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否则，我 们 -永远走不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文革”浩劫十年，我们却出不了 -一 部《古拉格群岛》，所接触到的“文革”回忆录，大多是上层斗争、派 -别之战，偶尔有名流落难的故事。我们已淡忘了“文革”中普通家庭的悲 -欢，忘记了一人 配给半斤肉、四两油的“幸福生活”。不管宏大历史的乌 -托邦是如何令如今的新 新人类向往，但一个正常的人绝不希望因思想有问 -题而被批斗，因观点的不同而 被打入牢房。当下的时髦青年对革命的理解 -往往是一部话剧《切·格瓦拉》，浑 身鼓满注水肌肉，他们早忘记老红卫 -兵刘卫东如今已下岗了。 -　　　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 -　　卢跃刚：你这类访谈一不易得到，二不易模仿，三就是它的表现，这是 -一种 无限拉伸的过程。 -　　老威：你的人生是主动的，也是让人钦佩的，实际上很多人没有这种身 -份和 机会，他们的选择都不是主动的。比如刚才说到的那些人，很多还是 -想跳出商海，继续搞文学，文学的梦还是没有灭，只是书商开销很大，你 -想回去就变得越来 越难，所以说生命中的被动选择是普遍的，主动选择的 -却非常稀少。 -　　卢跃刚：听到这里我很辛酸，人的生存落差带来的无力和无奈，这是很 -难描 述的。你是在一种被迫的状况下进入了一个底层群落，开始是无意识 -去做，以后 慢慢发现有意思。哈维尔是一个作家创造出一种哲学典范，从 -而支持了一个国家，完成了天鹅绒革命。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 -象。两者进行比较，你会发 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 -区别的。东欧和前苏联有一种宗教，它始终没有断过，无论是一个社会制 -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实际上这种信 仰是没有间断过的，它的一整套 -或许不为当局所容，但是始终存在着，并且形成 了某种文化上共识的、融 -入血液里的东西，它支撑着一切并对某种价值给予认定，他们有自己的逻 -辑。同样是处于这种状况，我们就会比较被动。实际上哈维尔 他们是没有 -被压到最底层去，他还有一个群体，政治上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景况，他 -始终有同志，这些同志中有政治家、艺术家，还有学者，他们始终保持着联 -系，并形成一种共识。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东欧、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与 -我们 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智慧在于追求语言的闪烁不定，把某种东西作 -为人生哲学 的标志，并把这种哲学灌输给你。总之，我觉得老威你不得已 -做了这样的选择是 很悲哀的。 -　　老威：我不悲哀，卖艺生涯使我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荷马不也 -是唱 诗卖艺的么？ -　　　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 -　　卢跃刚：老威你被边缘化以后与过去的生活不相干，你进入了另一个群 -体。在这种情景下你的写作中的一种描述就是强迫从无意识进入，觉醒到 -一个东西的 见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与将来不相干，实际上是相干 -的。这个群体是不 被重视的，是被抛弃的，虽然他们有自得其乐的一个生 -存的小环境，有非常狭隘 的空间。这让我想起哈维尔，他影响了很多人， -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看到他的翻译 手稿，对我震动很大，你会发现同样的生 -存处境为什么他会这样想问题，而这种 想问题的方法是包容性的。这种东 -西看起来起点很低，但做到却非常的艰难，需 要一大批人取得共识后才能 -获得那种社会效果。在成都生活是安逸的，那种绵绵 的、稀松的、疲软的 -东西，成都人把追求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价值，侃起来津津乐 道，把无聊当 -有趣。灰蒙蒙的天空下，那些毫无表情的、忧郁的眼神，生活的精 细，在 -我看来也是很虚假的。这种虚假年复一年，能泡烂人的骨头。 -　　老威：茶馆、麻将、遛鸟这些方式，成都人可以玩得非常精细。这个城 -市有 这样一个特点，高、中、低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享乐的去处，这里 -有消费非常 高的夜总会；也有中档的歌厅；也有低档的发廊和卡拉ＯＫ， -提供性服务，一般 消费在 50 元，一个工薪阶层每个月可以去泡几次。还 -有更低的，九眼桥一带就 有擦黄色皮鞋的，擦皮鞋的时候摸你的脚脖子与 -你谈生意，30 元钱勉强放一炮。我写的那个打工仔，他想发泄又没钱， -就不断杀价，最后刹到 5 元钱就想放一 炮。群众的腐化由此可见一斑。建 -筑民工每挪到一个地方就会带动那儿的繁荣，面摊呀，录像厅啦，1 元钱 -可以进大棚看几部录像，你要深入“敌后”，就得降 低姿态。庸俗化的东 -西也可以成为一种深入人性的道具。开端后，可以一次次与 他们交往。 -　　卢跃刚：与人交往，然后将进入的意识呈现出来，后来这个观念越来越 -强，有的篇目能看出前期的意识明显不够，然后要成篇，就会发现它的体 -系不对称，形成文本后，你要对这种不对称进行弥补，这种弥补的痕迹是 -有的。 -　　老威：耍了一些手段，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对象有一种陶醉感，实际上文 -人与 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或许在面子上否认自己的无耻，但他本质上是 -欣赏这种东 西的。这一点非常可怕。我也知道我的弱点。在理性上我力图 -化解这种东西，但 我的本能又会表露出来，你说的不对称我想是指这种东 -西，叫人不寒而栗。比如 高洋说：“良心和正义和道德当不了饭吃，但只 -要敢公开这样叫板，就可以当饭 吃，当酒喝，当宝贝卖。” -　　卢跃刚：这种无底线才真正叫人绝望。老威，当初你对精英有过预期 -么？我 有过，当时我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比较低沉，现在看来，社会发展恰 -恰与我当时的 预料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会主动选择以新闻 -切入个案的方法？这 与我当时的预料有一定的关系。 -　　老威：改变我、选择我的主要是生存，我已经被挤压得不可能再干别 -的。像“遗体整容师”，尽心尽力将一个遭车祸的小女孩恢复原貌，他用 -爱去描绘，将 她打扮得如花似玉，可两小时以后，这个艺术品就被焚尸炉 -吞噬了……我倾听着，复现着这一过程，自己也变了。有一点我觉得很欣 -慰：这部访谈录对那些最恶 的人与事都保持着克制和怜悯，如果能给他们 -好一点的环境，如果每个人都有公 平表达自己话语的机会，他们或许就不 -会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还保持着 一种健康的精神和身体，我每天 -晚上都要坚持长跑五公里。 -　　卢跃刚：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你访谈的每个人都事先不确定 -角色，而且有被你主观化的痕迹，不够真实。你的“底层”总让人觉得后 -面还有东西，如果有一套后续的大作品出来，我就觉得老威你没有辜负这 -些年的磨难。 +# 非如此不可 + +——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 +卢跃刚、廖亦武访谈录 + +- 老威：本名廖亦武，八十年代写诗，主要作品有《死城》、《黄城》《幻城》等。九十年代退出文坛，浪迹江湖卖艺。主要著述有《中国底层访谈录》、《活下去》等。另出有音乐光碟《汉奴》、《叫魂》。 +- 卢跃刚：八十年代写小说，后转入《中国青年报》社。曾获“中国报告文学奖”，著有《大国寡民》、《创世纪荒诞》等多部作品。因追踪武芳被毁容案而成为中外瞩目的新闻人物 +- 记录吴小曼 +- 摄影老六 +- 时间 2001 年 3 月 15 日下午 +- 地点：北京团结湖北三条作家周忠陵住宅 + +>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这意味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 + +——［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这天阳光明媚，一个“新闻事件的目击者”与一个“社会底层的见证人”相遇了，他们的相遇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巧合，因为他们的相遇已经间隔了 15 年，这 15 年已经使当年的先锋诗人或者先锋小说家，变成了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的稀有的另类。 + +## 我们都生于 1958 年 + +卢跃刚：如果这次见面提前到 1985 年，那该多有意思！那时你是有名的先锋诗人，而我写小说，并且都是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作者。 + +老威：我们都生于 1958 年。还有吴滨、邹进、周忠陵、王朔，都属狗，狂吠着文学梦，非常青春，可惜，眨眼功夫大家都 40 出头了。 + +卢跃刚：你现在还写诗吗？ + +老威：这是个没有诗意的商业炒作的时代，如果还坚持写诗的话，我就成了卑鄙小人。1990 年初的一次突然的转折，我被抛出文学界，经历了漫长的苦熬，脱胎换骨，与文坛彻底没关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诗人的角色被抹掉之后的产物，我熬了十年，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记录者”。 + +卢跃刚：你的“底层访谈”我两年前就看过一些，当时感到诧异，在我的印象中，诗人是相当主观和自恋的，很难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有的评论家称你的这种写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可我觉得有炒作之嫌，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就新闻采访的“原生态”向你提出质疑，如果这部书不从新闻学角度而从文学角度来定位，我认为它的内在解释的空间与张力就大得多。 + +老威：这个意见你通过朋友也给我转达了。说实话，它很难操作。你知道劳动人民的语言是非常松散的，他们没有经过语言训练。你做采访是带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下去，谈的话题相当集中，比如说调查案件，你促使对方围绕案件来谈，对方也知道谈什么事。但是，这套记者方式对我不适用。特别是你作为中央大报的记者，一旦切入武芳被毁容一类的冤案，就带有伸张正义的道德色彩…… + +卢跃刚：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面对社会邪恶都无动于衷的话，同样的事情说不定哪天会突然落到你我的头上。 + +## 无权势者无历史 + +老威：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力量。像我，没工作，没角色，曾经混迹于底层，靠吹箫维持起码的生计。我与人交往，不能带笔和录音机，一旦动了采访的念头，或许就啥也得不到。人的本能都想展示成功和辉煌的一面，我唾弃这种可怜的成功与辉煌，我往往是一次又一次地与底层的人交谈，更多的时候是听他们倾诉，过程太漫长了。或许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能让你脑门一震的，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我曾与遗体整容师谈过八次，你相信不？我还为他吹过箫。我就是个会吹箫的无用的混混，但是能为与死尸打交道的人吹一曲我很荣幸。人是渴望倾诉的，但因其角色的卑微，没人肯听肯相信他的倾诉。久而久之，没人肯倾诉，大家都学一些政客、明星、商人，戴着假面具过日子，到最后连说出内心真实的欲望也没有了，或者已经忘了自己还有内心。无权势者无历史，武芳如果不被毁容，如果不被披露出来，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她人性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你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哪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而我呢，八十年代主动选择过，比如做精英倾向强烈的诗人，但后来，却不得不沦入被埋没的无声的历史中。我知道失去言说权利是个什么滋味。嘴长来干啥？难道只为了吃饭、喝水？ + +卢跃刚：我是八十年代中期进入新闻界的，以前迷文学很深。文学这套观察的方法我觉得毫无疑问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情，不论是体验、写作都是个性化的。我认为八十年代整个的情况是启蒙和精英写作。我们都知道精英写作有一种使命感，当然这与我们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代人，一旦进入社会，是有特殊价值的。因为在一个总体的历史感下就是记忆，记忆要显现、要恢复、要复原，就是说它的文献性超过它的文体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就是记录历史，记录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如果有的东西不去记录，很快就会消失。这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哪怕一句话、一个眼神。另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有社会的背景。你刚才谈到的写作方式使我为之心震，也许，你不单是记录事件，更是记录人的灵魂，或许是卑下的、残忍的、赤裸的、虚伪的，但的确是构成这个社会历史根基的活的灵魂。如何保持文本以后的价值？这是你的问题，也是我自己 10 多年一直在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格来讲与我们的记者行为是不相干的，我对很多事件调查的方法也不完全是新闻的方法。 + +## 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 + +老威：无论怎样，你是一种主动的重新的选择，我们以前都搞文学写作，而在选择过程中的差别又如此大。像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他们基本上延续了八十年代的那种状况，如何通过哪个渠道出国，或争取更大的文化上的名声，都有了驾轻就熟的路数。人到中年有一种理性的操作在里面，包括写小说的余华、莫言、李锐等人，当他们面对世界发言时，这种操作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可在我这里，我觉得还是一种被动，我八十年代有很大的文学野心，诗也写得无限度的长，意义非常复杂，这是一种自我选择。当一个人突然面对一个事件，觉得心灵上过不去，结果啪的一下被摔下来，这以后文化环境全变了。社会太冷漠、太势利，除了上面谈到的操作层面上的诗人、作家外，剩下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在做书商，多出几趟国，多出一些书。过去有追求的这帮人的确是跌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商兼作者张小波，他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天到晚琢磨如何发表诗，这个人如今却能把这本书操作出来，还操作得特别成功，当很多学者去反驳他时，这个人暗中笑得很欢。因为其代表中国说不可以赚票子啊！这帮人玩技巧可以玩到这种程度，的确叫人心里发冷。莽汉主义的万夏，一套《黑镜头》，赚了近千万；还有×××，当时做《魂断激流岛》，一次性 5 万元买断了某个当事人的全部资料。包括通信、照片、日记、甚至爱情的信物。他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而我在 1994 年时，的确所有的生路都给堵死了，如果有那么一点出路，我也不会选择沦落江湖。除了周忠陵我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要重新混入文坛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也有很多故交在编辑部，但很少有人发表我的东西，带出国的手稿都杳无音信，听说发表了不少，结果至今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我整个人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都特别大，妻离子散，我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人，只能呆在家里靠我父母。为了生存，我必须把原有身份扔掉，我是没有办法才选择这样的生活，在江湖上卖了一年多艺，我觉得卖艺非常好，我也看开了，原来我就是这么一个民间艺人的角色。偶尔碰见八十年代的诗歌老友，他们老是怀旧，回忆过去。钱多没用，青春买不回来。我做这种选择是非常被动的，后来读了一些哈维尔的东西，才隐隐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代价，它把我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翻了一个底朝天。我认为：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文学趣味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的改变而改变，文学性会消失。可当我们在回顾某一个时代的时候，它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再过几十年，后人要研究我们这段历史，凭借什么？难道还是根据统一口径编纂的地方志？或者虚构出来的“××乡”之流的小说？不是，“文革”式的宏大历史观该结束了，我们该回到每个具体的生命中，回到真实的细胞、肌肉、血泪里。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文革”浩劫十年，我们却出不了一部《古拉格群岛》，所接触到的“文革”回忆录，大多是上层斗争、派别之战，偶尔有名流落难的故事。我们已淡忘了“文革”中普通家庭的悲欢，忘记了一人配给半斤肉、四两油的“幸福生活”。不管宏大历史的乌托邦是如何令如今的新新人类向往，但一个正常的人绝不希望因思想有问题而被批斗，因观点的不同而被打入牢房。当下的时髦青年对革命的理解往往是一部话剧《切·格瓦拉》，浑身鼓满注水肌肉，他们早忘记老红卫兵刘卫东如今已下岗了。 + +## 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 + +卢跃刚：你这类访谈一不易得到，二不易模仿，三就是它的表现，这是一种无限拉伸的过程。 + +老威：你的人生是主动的，也是让人钦佩的，实际上很多人没有这种身份和机会，他们的选择都不是主动的。比如刚才说到的那些人，很多还是想跳出商海，继续搞文学，文学的梦还是没有灭，只是书商开销很大，你想回去就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说生命中的被动选择是普遍的，主动选择的却非常稀少。 + +卢跃刚：听到这里我很辛酸，人的生存落差带来的无力和无奈，这是很难描述的。你是在一种被迫的状况下进入了一个底层群落，开始是无意识去做，以后慢慢发现有意思。哈维尔是一个作家创造出一种哲学典范，从而支持了一个国家，完成了天鹅绒革命。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者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东欧和前苏联有一种宗教，它始终没有断过，无论是一个社会制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实际上这种信仰是没有间断过的，它的一整套或许不为当局所容，但是始终存在着，并且形成了某种文化上共识的、融入血液里的东西，它支撑着一切并对某种价值给予认定，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同样是处于这种状况，我们就会比较被动。实际上哈维尔他们是没有被压到最底层去，他还有一个群体，政治上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景况，他始终有同志，这些同志中有政治家、艺术家，还有学者，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形成一种共识。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东欧、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智慧在于追求语言的闪烁不定，把某种东西作为人生哲学的标志，并把这种哲学灌输给你。总之，我觉得老威你不得已做了这样的选择是很悲哀的。 + +老威：我不悲哀，卖艺生涯使我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荷马不也是唱诗卖艺的么？ + +## 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 + +卢跃刚：老威你被边缘化以后与过去的生活不相干，你进入了另一个群体。在这种情景下你的写作中的一种描述就是强迫从无意识进入，觉醒到一个东西的见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与将来不相干，实际上是相干的。这个群体是不被重视的，是被抛弃的，虽然他们有自得其乐的一个生存的小环境，有非常狭隘的空间。这让我想起哈维尔，他影响了很多人，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看到他的翻译手稿，对我震动很大，你会发现同样的生存处境为什么他会这样想问题，而这种想问题的方法是包容性的。这种东西看起来起点很低，但做到却非常的艰难，需要一大批人取得共识后才能获得那种社会效果。在成都生活是安逸的，那种绵绵的、稀松的、疲软的东西，成都人把追求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价值，侃起来津津乐道，把无聊当有趣。灰蒙蒙的天空下，那些毫无表情的、忧郁的眼神，生活的精细，在我看来也是很虚假的。这种虚假年复一年，能泡烂人的骨头。 + +老威：茶馆、麻将、遛鸟这些方式，成都人可以玩得非常精细。这个城市有这样一个特点，高、中、低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享乐的去处，这里有消费非常高的夜总会；也有中档的歌厅；也有低档的发廊和卡拉ＯＫ，提供性服务，一般消费在 50 元，一个工薪阶层每个月可以去泡几次。还有更低的，九眼桥一带就有擦黄色皮鞋的，擦皮鞋的时候摸你的脚脖子与你谈生意，30 元钱勉强放一炮。我写的那个打工仔，他想发泄又没钱，就不断杀价，最后刹到 5 元钱就想放一炮。群众的腐化由此可见一斑。建筑民工每挪到一个地方就会带动那儿的繁荣，面摊呀，录像厅啦，1 元钱可以进大棚看几部录像，你要深入“敌后”，就得降低姿态。庸俗化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种深入人性的道具。开端后，可以一次次与他们交往。 + +卢跃刚：与人交往，然后将进入的意识呈现出来，后来这个观念越来越强，有的篇目能看出前期的意识明显不够，然后要成篇，就会发现它的体系不对称，形成文本后，你要对这种不对称进行弥补，这种弥补的痕迹是有的。 + +老威：耍了一些手段，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对象有一种陶醉感，实际上文人与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或许在面子上否认自己的无耻，但他本质上是欣赏这种东西的。这一点非常可怕。我也知道我的弱点。在理性上我力图化解这种东西，但我的本能又会表露出来，你说的不对称我想是指这种东西，叫人不寒而栗。比如高洋说：“良心和正义和道德当不了饭吃，但只要敢公开这样叫板，就可以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 + +卢跃刚：这种无底线才真正叫人绝望。老威，当初你对精英有过预期么？我有过，当时我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比较低沉，现在看来，社会发展恰恰与我当时的预料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会主动选择以新闻切入个案的方法？这与我当时的预料有一定的关系。 + +老威：改变我、选择我的主要是生存，我已经被挤压得不可能再干别的。像“遗体整容师”，尽心尽力将一个遭车祸的小女孩恢复原貌，他用爱去描绘，将她打扮得如花似玉，可两小时以后，这个艺术品就被焚尸炉吞噬了……我倾听着，复现着这一过程，自己也变了。有一点我觉得很欣慰：这部访谈录对那些最恶的人与事都保持着克制和怜悯，如果能给他们好一点的环境，如果每个人都有公平表达自己话语的机会，他们或许就不会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还保持着一种健康的精神和身体，我每天晚上都要坚持长跑五公里。 + +卢跃刚：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你访谈的每个人都事先不确定角色，而且有被你主观化的痕迹，不够真实。你的“底层”总让人觉得后面还有东西，如果有一套后续的大作品出来，我就觉得老威你没有辜负这些年的磨难。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shenlizhi.md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shenlizhi.md index 6a3a39c..9014015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shenlizhi.md +++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shenlizhi.md @@ -1,340 +1,115 @@ -沈励志：中共禁书始末──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 - - - (北京) 沈励志 - - - 1.《南方周末》地震 - - 　　二零零一年“六四”前夕，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终于降临：在大 -陆民众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以大胆揭露社会真相和坚守民间立场而著称于 -世的大型周报《南方周末》爆发政治地震，几乎全军覆没。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 -济损失巨大”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 -一系列私下斡旋。讨价还价的结果，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 -，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南方周末》主编一名，副 -主编二名，副刊部、新闻部主任各一名被撤职处份。另有待证实的消息称，该报部 -门以上的负责人均遭撤换，此外还有一批记者被除名。 - - 　　因为前所未有的换血（去年初，《南方周末》创办主编江艺平也因类似的问 -题被撤职），编辑部人人自危，陷入混乱。年仅二十七岁的新主编仓促上任，召开 -数次编务会议，均无法确立日后的新闻方向。但从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报纸看，《 -南方周末》已由原来的二十四版缩减为二十版，所谓“负面报导”销声匿迹，而以 -江氏“三个代表”定音的阳光新闻一统天下。这表明独裁政权一旦恼羞成怒，就可 -以踢开任何形式的社会监督，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彻底扼煞言论与出版自由。 - -　　2　中宣部的红头文件 - - 　　根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的红头文件，《南方周末》遭此横祸的罪 -状有： - - 　　①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写作版上，整版发表了四川 -著名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与《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的《关于〈中 -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该文透露出“六四”情绪，对党和社会充满敌意，并公 -然吹捧已被明令查禁的反动书籍，借所谓“底层人”之口，编造谣言，诬蔑和歪曲 -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别有用心地提出“无权势者无历史”； - - 　　②在同期头版、二版、三版，推出《张君案检讨》，以探讨重大犯罪的社会 -原因为由，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妄图一笔抹煞湖南省委和公安干警在破获罪案，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中的功绩，并且认为张君等人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是无路可 -走，是环境造成，是“他们被推到社会边缘”。此文发表后，造成极大的混乱，许 -多党员干部和群众致信有关部门，对《南方周末》在中央统一布署的“严打斗争” -中的立场提出批评，认为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应该弘扬正义，痛斥邪恶，这是大是 -大非问题； - - 　　③在同期解密版上，整版发表歪曲历史，引起思想混乱的文章：《青春墓地埋 -葬重庆文革武斗》，为造反派鸣冤叫屈。 - - 　　文件认为，三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长文在同一期报纸均作为重点发表，肯定 -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前两篇，都披着学术外衣，不约而同地大谈“底层”“边缘 -”。仿佛每个被抛到“边缘”“底层”的人（而且这种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都 -可能成为第二个，第三个张君，杀人越货，危害一方，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 -为“文本证明”，同一期写作版还节选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人贩子钱贵宝 -》，钱贵宝与张君一样是农民，一样因贫穷，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及其它社会原因 -而被迫犯罪。 - -　　3.言论管制的日常细节 - - 　　《南方周末》东窗事发，互联网，以及民间私下的评论与猜测甚多，但在公 -开的媒体上，却不见一个字的报导。这种掩耳盗铃的治乱方略，同毛时代的下放与 -大批判，邓时代的反自由化运动大相径庭，因为丧失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以及民主 -、人权、言论自由的世界性潮流对国门的冲击，江时代“独裁气短”，只能采取黑 -箱指令，俗称“卸掉关节”。在大陆媒体呆过的人都知道，每个星期，甚至每天， -均会接到来自上面的五花八门的指令或者批评，很多时候是打给主编的一个电话。 -称自己是省里的，市里的，或者中央的，然后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版，发在什么位 -置的文章，有时为新闻、消息，甚至某一句话的提法，有悖于中央精神，有政治错 -误，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主编洗耳恭听后，旋即将在会上传达，提醒大家小心避 -开雷区，以免集体下课。除了这种黑社会式的直接了当的遥控、恫吓，中央和地方 -也通过传统的下文，有时一个星期下达的多种文件里，不能报导的禁区多达几十上 -百处，比如工人下岗，街头闹事，黑社会报复，教会活动，某国企的内部情况，某 -本书的宣传，某个名字，某些敏感的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字眼等等。今年元旦，李 -洪志发表文告，其中有最后“圆满”的提法，于是“圆满”一词一度被明令禁用。 - - - 　　要实施这种日常细节化的新闻、出版管制，从中央到省市的宣传出版管理机 -构均设有党性极强的读报员，每天专门逐字逐句地检查，然后圈点有问题的文字上 -报，像《南方周末》这种发行上二百万，黄金时期甚至突破三百万的大报，从下至 -上，每天至少有几百老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文字过滤，因此每年接到的“黄牌警告” -不计其数，部门主任至主编所作的“深刻检讨”也不计其数。好在广东近十年一直 -是中国大陆新闻最开放的省份，是对外的窗口和引资的招牌，《南方周末》一再利 -用省里和中央某种微妙的人事关系，得以发展，可花在勾兑关系上的“黑箱资金” -却一直是未知数。 - - 　　除了上述管制细节，媒体负责人也经常应召进市、省或北京开会，听取对新 -闻出版违禁事件的处理结果。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非法出版”法轮功读物和北京 -的改革出版社“非法出版《新官场秘笈》，都属轰动一时的新闻。为了配合中央部 -署，对前者的处置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停业整顿允许正面见报；而对后 -者更为严厉的处置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查 -办，取缔出版社则不准媒体泄露一字。 - - 　　类似的兴师动众，今年四月份也有过。以出版世界当代名著而声誉日隆的广 -西漓江出版社，因推出学者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 -顶之灾；湖北的《今日名流》因发表了社会贤达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 -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书屋》等一批人文社科杂志被严重警告。需要 -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文化打压均属秋后算账，法轮功读物与《新官场秘笈 -》更是几年前的旧书，当时法轮功正风行，谁也没想到它日后会成“邪教”。 - - 　　戴晴等学者认为，《南方周末》此次换血，标志着独裁者的言论钳制进入了 -更加精密的时期，这种暂时保留媒体外壳，更换内部关节的控制方法，将被推广成 -一种秘而不宣的日常行政手段。笔者曾与《南方周末》一位资深编辑交谈，他说， -“《南方周末》在国内的影响，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洲大陆，我们擅长对社会 -敏感问题进行追踪报导，并且有深度，有代表性。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有起码的良 -知，不与丑恶同流合污，必然会得罪一批权势者，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对历史和现实 -的生杀大权。”他还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上面整肃《南方周末》的动机由 -来已久。如果这次侥幸过关，肯定会有下一次。况且他们找的借口也比较勉强，我 -们怎么知道老威（廖亦武）是民运分子？他头上又没刻字，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 -局还是如此敏感，只能说明政权的虚弱。”他还透露，由于读者好评如潮，违禁的 -三篇文章曾被报社内部评为当月好新闻，有关编辑还拿了奖金。 - - 　　4　百分之一的新闻真实 - - 　　因置身事中，这位编辑的话有一定情绪色彩。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就会看 -到世界末日的硝烟滚滚而来：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石家庄大爆炸，张君案，成克杰 -、胡长清巨贪案，厦门赖昌星走私案，沈阳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案，四川资阳、宜宾 -黑社会火拼，网络犯罪，乃至最近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在海外推出，江泽民上 -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等等。中国真是个新闻大国，《南方周末》的报导，说实话 -，还不及每天发生的轰动级新闻的百分之一，可就这百分之一的敏感的真实，说不 -定就会成为专制大堤上的一道裂缝，将逐渐深入，并在某一天引发洪水泛监。作为 -对《天安门文件》海外版的应对，中共除要求地方厅级以上，部队师级以上干部轮 -流观看官方内部纪录片《六四大事纪》，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外，江泽民还 -重点宣布“反五毒”，即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和民运，其中民运、法轮功又 -是“重中之重”。 - - 　　舆论的放与收一旦上升为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高度，《南方周末》的命运就 -注定了。据中宣部文件透露，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为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他们在发 -现本省的民运分子上报的同时，又接到成都市国家安全局的敌情通报，于是性质不 -同的两个机构先联手查验省内文化市场，搜缴《中国底层访谈录》并集中销毁，然 -后上报北京，状告《南方周末》与出版《底层》一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于是，中 -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在半个月内三次下文两家违禁单位，并在全国范围严查并销毁《 -底层》。两家单位的负责人还被招到北京，深刻检讨严重错误。在《南方周末》换 -血之际，出版社还等待着上面的最后文件，除销毁禁书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外，停 -业整顿在所难免。出版社某编辑说：“只要不全面换人砸饭碗就谢天谢地了。” - - 　　看来，告密者的“斗争技巧”已相当圆熟，一上手就抓住了“民运分子廖亦 -武（化名老威）这一关键词，触痛了被《天安门文件》闹得寝食不安的中共最高权 -势者的神经。 - - 　　5　廖亦武其人其事 - - 　　廖亦武，诗人，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是所谓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在八 -九年六四凌晨创作、朗诵、录制抗议惨案的长诗《大屠杀》，以及创作和组织拍摄 -电视片《安魂》，而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妻离子 -散，生活无着，曾一度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靠在酒吧吹箫卖艺渡日。廖亦武在一份 -自传里写道：“由一个诗人坠入犯人，又由一个犯人坠入这个社会的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所以他们的声音、智慧、叙述历史的方式，甚至血泪都被 -取消了，在这一点上，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诗人、作家、学者们与当权者达 -成了默契或共谋，‘赢家通吃’不仅仅是商业法则，也成了其它领域的法则。廖亦 -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蛮干，搜集底层见证，并把这些东西一点点 -汇集，最终瓦解权势者的法则。” - - 　　从字面上看，廖亦武的文化角色已经由呐喊的诗人转化成底层见证者，“我 -是个人行为，与民运组织没关系。”他写道。却忘了自己因坐牢而被打上了民运分 -子的烙印。况且，廖亦武从来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当安全部门老是找他麻烦，扼 -断其谋生的岗位与渠道时，他就只有不计后果地抗争。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他多次 -参与要求政府平反六四、推进民主的请愿；而在一九九八年六四发出的《致美国总 -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则为他在民运与西方舆论界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文中写道： -“克林顿先生，当您在这个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苍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 -敢于像 35 年前的肯尼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 - - 　　“如果您仅仅为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么，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 -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 -　　一九九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十周年，廖亦武不顾安全部门的再三威胁，接受 -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朗诵了写于十年前六四凌晨的长诗《大屠杀》，作为对 -沉冤多年的亡灵的悼念。这个朗诵作为特别节目，在六四前后播放了两周，六四当 -天，重复播放了四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 　　以上是廖亦武与民运有关的大概事迹。此外，他还数次以个人名义对警察的 -迫害提出抗议，难怪他要感叹：“在中国，我几乎是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了。 -” - - 6　以文犯禁之路 - - 　　廖亦武是地下出版的老手，八十年代就因出地下诗刊，一再与公安部门打交 -道，有“记录在案”的前科，出狱后，故态复萌，出过《知识分子》两期和一本《 -古拉格情歌》，此外，还出有黑磁带与黑光碟，主演过黑电影。他同朋友谈到：“ -我终生追求的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能够钻空子，冷不防正式一回当然过瘾，如果铁 -板一块，没缝隙可钻，就只有把稿子收回来，自己印，免费发出去，图个阿 Q 的精神 -胜利法。” - - 　带着钻空子的想法，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廖亦武先后与不明底细的书商 -或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以及《中国底层访谈录》。三本书均被查禁，并且都有安全部 -门的直接插手。 - - 　　《沉沦的圣殿》问世于一九九九年五月，首版一万五千本，悄悄发放到市场 -，尽管出版姿态低调，但事隔一个多月，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在一党专 -制的国度，查禁一本书本不算新鲜事，避过风头，大家或许就忘了，可偏偏此书给 -读者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乃至于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有 -三十多个连锁店，近二十万读书俱乐部会员分布于各地）的首届书评会推为“中国 -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由于这一殊荣经读者投票，七十多名思想文化界的 -专家集体推荐，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一致认为“乞今为止，这是研究 -朦胧诗和地下文学最权威的著述”。廖亦武为了完成这本书，单枪匹马作了大量的 -搜集、采访、整理，因此其中关于收藏家赵一凡，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关于白 -洋淀地下文学的传播，关于《今天》及民主墙时期的资料，等等，都是首次在国内 -公诸于世。编者执意要还原历史，所以在书中，令人震骇地多次出现徐文立、刘青 -、刘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岛、赵南、李南、周眉英、陈迈平、马德升等 -民运或异议人物的名字、大量史料、及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和照片。廖亦武认为，他 -并不是要有意犯禁，为当局的政敌树碑立传，而是尊重历史原貌，“这是编历史类 -书籍的常识，否则没法弄。” - - 　　《沉沦的圣殿》为当局所不容，当在“情理”之中，出版单位新疆青少年出 -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而将“反动书籍”评为“十大好书之一”的席殊书屋 -也险遭灭顶之灾。又是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沉沦的圣 -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为“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 -集团行为，必须严查严办。 - - 　　席殊书屋的网站停办，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席殊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向上面 -一再书面汇报、检讨，并且将读者、专家的选票与结果一一展示，证明这一事件纯 -属偶然。最后，某席殊之幕后人物出面，找到曾经是江泽民上司的较为开明的汪道 -涵，方通过私下渠道平息了事态，然而席殊总部已搬迁，决定缩小规模，长达两月 -的担惊受怕，已使席殊经济损失达数千万人民币，元气尽伤，至今心有余悸。而作 -为主编的廖亦武，被中宣部列为不准出书的重点对象，先后三次被北京和四川的公 -安机关传讯审查。 - - 　　一九九九年九月，廖亦武同二渠道书商合作，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 -，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学者任不寐认为： -“这不仅是生活状况的底层，而且是话语权利的底层，是被这个时代的作家所遗忘 -的‘另一个中国’。” - - 　　《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 -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 -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 -被没收。 - - 　　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 -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然而“正版书”又在何处？书商 -在外流亡了几个月，连喊冤枉：“没想到国家出版社也耍无赖！” - - 　　读者更想不到的是，在“底层采访”过程中，尽管廖亦武隐匿其身世，却一直 -受到特别关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廖亦武结婚大喜的日子，警察竟以“非 -法采访”的名义拘留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大部份手稿。廖亦武这些年所遭遇的困境 -，是绝大多数海内外文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没有任何安全感， -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像一条狗，咬死一块骨头就不松口，哪怕人们撵你，诅咒你， -用棍棒痛击你，也要与骨头同归于尽…… - - 　　“写了这么多年，我撑不下去了，有时兜里只有几块钱，连门都不敢出。想 -越境逃跑，却不知道为何逃跑。我到语言不通的地方能干什么呢？继续写《活下去 -》？当然用不着把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了，用不着面对警察死撑到底了，因为谁能 -懂？…… - - 　　“时刻记住谁也救不了谁，你在孤军奋战。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索尔仁尼 -琴，既使有，也早被消灭了。因为没有朋友，没有珍惜他们思想与才华的人，大家 -内心都害怕，仅管也写些颇具正义感与良知的文章，却在个人行为上，心照不宣地 -恪守某种官方尺度。连西方来的文化、艺术大师接见的也是中国作协安排的可靠文 -人，虽然在形式探索上，这些文人可能属于先锋派…… - - 　　“地下文学传统自生自灭，因为国际汉学界被官方当红的文人所垄断，连马 -悦然也喝了蒙汗药，着魔似地推荐所谓乡土作家。他哪知道中国早没有沈以文时代 -的乡土了，连农民都堕落了，撒谎、卖人、连眼皮都不眨……。” - - 　　7.一部书的奇迹 - - 　　这种类似控诉的文字虽然令人心颤，但事实却证明了廖亦武作为文化游击战 -士的机智和顽强，因为二零零一年一月，他化名老威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 -》六十人本，上下册，四十多万字，虽然这仍不是七十余人的全本，但在独裁大国 -已堪称奇迹了。 - - 　　近几年，我总是在北京的一些地摊上，看见若干港台版禁书的盗版，其中有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国太子党》、《魏京生论民主》、《叫父亲太沉 -重》、《秦城春秋》、《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王丹回忆录》、《徐文立狱中 -家书》，等等，品种繁多，价格几元至几十元不等。高行健一获诺贝尔奖，成都马 -上就有《灵山》盗版，三十元一本，后来印得太多，就降到八元，甚至五元也能到 -手。据说盗版书商一旦查获，肯定判重刑，直至枪毙，然而为什么盗版，特别是“ -反动书”的盗版屡禁不止？ - - 　　这完全是利益的驱动，如同贩毒，风险再大，也有人铤而走险，并且前赴后 -继。廖亦武认为，同盗版相比，他的书风险小得多，看来，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唯 -有同金钱结盟，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 - 　　《中国底层访谈录》辗转了十几家出版社，均无人敢接招。长江文艺社当时 -的心理同盗版商颇相似：这肯定是各阶层读者都能进入的长畅书，风险大，利润就 -高。 - - 　　出版社选择春节前夕出书以降低风险，所作的宣传也仅仅限于在地方报刊发 -些书讯。但《底层》这样不可多得的“抓人”的书，一旦投放市场，必定会引起社 -会反响。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 -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 -《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 50 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 -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 -。3 月 4 日，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钱理群、沈昌文、白 -烨、丁东、雷颐、摩罗、余杰、任不寐、徐晓、岳建一、李辉等 30 余位文学、社会 -学、历史学、生物学、新闻学专家、教授和学者到会并作了发言，首都 20 多家新闻 -媒体现场采访，数百名读者旁听并踊跃提问。 - - 　　主持人为冯小哲，大名鼎鼎的被禁思想杂志《方法》主编，他一再提醒大家 -为《底层》多披几层“学术外衣”，但知识分子们压抑多年的愤懑，均借《底层》 -朝外喷射。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 -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些没有的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的真实感受。 -国内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却很难看到我国真实 -的一面。所以，老威这本书，已超出一本书的意义，非常值得读者，特别是新闻工 -作者去阅读，并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 -诉我们，因为作为公民，我们有知情权……。”北京大学生物教授姚仁杰说：“我 -觉得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不管你怎么封杀，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 -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 -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 -话，舌头还没被割掉……。” - - 　　据参加过书评会的某记者描述：“局面越到后来越不好控制，大家抢着发言 -，矛头对准官方，把主办单位吓坏了。后来大夥见天色已晚，又移师京郊的大觉寺 -，以尽其兴，这时作者老威才出来与大家见面，吹箫、呼啸，并朗诵了纪念亡灵的 -诗。全场鸦雀无声，继而肃然起敬，继而挥泪与鼓掌，很多人都上台讲话，由衷地 -赞赏老威。这个光头的流浪汉，不知所措，就与摇滚乐手何勇合作了一首《阳关三 -叠》，老威吹罢两叠，然后柱箫长吟，余音回绕，泪水把嗓子都堵住了。” - - 　　8.知识分子的根本权利 - - 　　在中共心脏地带举行异端色彩如此鲜明的活动，居然没出问题！这的确令许 -多人后怕，有人认为是法轮功帮了忙。但一周之后，情报还是抵达了有关部门。于 -是新闻出版署派出稽查大队，把位于北京大学附近的国林风总店搜了个遍，并勒令 -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今后举办任何活动，”稍后 -下达的文件道，“都必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 - 　　追查尚未结束，全面销毁《底层》的指令则已下达，接踵而至的就是 2001 年 -4 月 19 日的《南方周末》事件。 - - 　　一个作家公开出版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这在当代出版史上也属罕见，所幸 -的是，官方应对类似“文化事故”的措施总处于置后，这就给自由思想进入市场， -以打破意识形态的一党垄断提供了空间。廖亦武认为：哪怕存在一丝缝隙，也要尝 -试钻过去，渐渐，缝隙就越来越宽。“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本名 -不能用了，就用化名；化名也禁了，再想其它法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言 -论，因种种危险而自动放弃话语权利，就取消了自己作为人活在世上的理由。” - - 　　六四之后，曾经改良心切的知识界对一党专制彻底绝望了，流亡海外，隐匿 -书斋，投身商海，拒绝合作，但苦闷的心结一直纠缠着。这些年，我们经历了若干 -《东方》《方法》等精英刊物的停办事件，书的查禁也成为屡见不鲜的景观。有多 -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其中的操作细节又如何？我想，恐怕不亚于一部文化战争史 -。可惜，随着时间的无限推移与淡化，这将成为永远的谜团。 - - 　　现实使我们失去了哈维尔式的乐观和理想。因为禁书在海外的出版也相当困 -难，那些精明的商人们，一直等待着廉价收购。而大陆符合官方口味的热门书（虽 -然有些先锋技艺上的争议）也是汉学界竞相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热门书，对 -于中国和前东欧、苏联，海外在文化和艺术上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 - 　　在这里，我对在夹缝中出版禁书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敬意，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异端因之而面世；我还对《南方周末》等媒体表达敬意，仅管付出了代价，但对 -抗的信息得以大面积传播，并且不会由此划上句号。 - - 　　禁书永存。 - - 沈励志 2001 年 6 月于中国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 中共禁书始末 + +──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 + +（北京）沈励志 + +## 1.《南方周末》地震 + + + +二零零一年“六四”前夕，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终于降临：在大陆民众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以大胆揭露社会真相和坚守民间立场而著称于世的大型周报《南方周末》爆发政治地震，几乎全军覆没。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讨价还价的结果，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南方周末》主编一名，副主编二名，副刊部、新闻部主任各一名被撤职处份。另有待证实的消息称，该报部门以上的负责人均遭撤换，此外还有一批记者被除名。 + +因为前所未有的换血（去年初，《南方周末》创办主编江艺平也因类似的问题被撤职），编辑部人人自危，陷入混乱。年仅二十七岁的新主编仓促上任，召开数次编务会议，均无法确立日后的新闻方向。但从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报纸看，《南方周末》已由原来的二十四版缩减为二十版，所谓“负面报导”销声匿迹，而以江氏“三个代表”定音的阳光新闻一统天下。这表明独裁政权一旦恼羞成怒，就可以踢开任何形式的社会监督，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彻底扼煞言论与出版自由。 + +## 2. 中宣部的红头文件 + +根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的红头文件，《南方周末》遭此横祸的罪状有： + +1. 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写作版上，整版发表了四川著名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与《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该文透露出“六四”情绪，对党和社会充满敌意，并公然吹捧已被明令查禁的反动书籍，借所谓“底层人”之口，编造谣言，诬蔑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别有用心地提出“无权势者无历史”； + +2. 在同期头版、二版、三版，推出《张君案检讨》，以探讨重大犯罪的社会原因为由，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妄图一笔抹煞湖南省委和公安干警在破获罪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中的功绩，并且认为张君等人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是无路可走，是环境造成，是“他们被推到社会边缘”。此文发表后，造成极大的混乱，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致信有关部门，对《南方周末》在中央统一布署的“严打斗争”中的立场提出批评，认为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应该弘扬正义，痛斥邪恶，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 +3. 在同期解密版上，整版发表歪曲历史，引起思想混乱的文章：《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为造反派鸣冤叫屈。 + +文件认为，三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长文在同一期报纸均作为重点发表，肯定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前两篇，都披着学术外衣，不约而同地大谈“底层”“边缘”。仿佛每个被抛到“边缘”“底层”的人（而且这种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成为第二个，第三个张君，杀人越货，危害一方，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文本证明”，同一期写作版还节选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人贩子钱贵宝》，钱贵宝与张君一样是农民，一样因贫穷，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及其它社会原因而被迫犯罪。 + +## 3. 言论管制的日常细节 + +《南方周末》东窗事发，互联网，以及民间私下的评论与猜测甚多，但在公开的媒体上，却不见一个字的报导。这种掩耳盗铃的治乱方略，同毛时代的下放与大批判，邓时代的反自由化运动大相径庭，因为丧失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以及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世界性潮流对国门的冲击，江时代“独裁气短”，只能采取黑箱指令，俗称“卸掉关节”。在大陆媒体呆过的人都知道，每个星期，甚至每天，均会接到来自上面的五花八门的指令或者批评，很多时候是打给主编的一个电话。称自己是省里的，市里的，或者中央的，然后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版，发在什么位置的文章，有时为新闻、消息，甚至某一句话的提法，有悖于中央精神，有政治错误，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主编洗耳恭听后，旋即将在会上传达，提醒大家小心避开雷区，以免集体下课。除了这种黑社会式的直接了当的遥控、恫吓，中央和地方也通过传统的下文，有时一个星期下达的多种文件里，不能报导的禁区多达几十上百处，比如工人下岗，街头闹事，黑社会报复，教会活动，某国企的内部情况，某本书的宣传，某个名字，某些敏感的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字眼等等。今年元旦，李洪志发表文告，其中有最后“圆满”的提法，于是“圆满”一词一度被明令禁用。 + +要实施这种日常细节化的新闻、出版管制，从中央到省市的宣传出版管理机构均设有党性极强的读报员，每天专门逐字逐句地检查，然后圈点有问题的文字上报，像《南方周末》这种发行上二百万，黄金时期甚至突破三百万的大报，从下至上，每天至少有几百老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文字过滤，因此每年接到的“黄牌警告”不计其数，部门主任至主编所作的“深刻检讨”也不计其数。好在广东近十年一直是中国大陆新闻最开放的省份，是对外的窗口和引资的招牌，《南方周末》一再利用省里和中央某种微妙的人事关系，得以发展，可花在勾兑关系上的“黑箱资金”却一直是未知数。 + +除了上述管制细节，媒体负责人也经常应召进市、省或北京开会，听取对新闻出版违禁事件的处理结果。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非法出版”法轮功读物和北京的改革出版社“非法出版《新官场秘笈》，都属轰动一时的新闻。为了配合中央部署，对前者的处置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停业整顿允许正面见报；而对后者更为严厉的处置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查办，取缔出版社则不准媒体泄露一字。 + +类似的兴师动众，今年四月份也有过。以出版世界当代名著而声誉日隆的广西漓江出版社，因推出学者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湖北的《今日名流》因发表了社会贤达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书屋》等一批人文社科杂志被严重警告。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文化打压均属秋后算账，法轮功读物与《新官场秘笈》更是几年前的旧书，当时法轮功正风行，谁也没想到它日后会成“邪教”。 + +戴晴等学者认为，《南方周末》此次换血，标志着独裁者的言论钳制进入了更加精密的时期，这种暂时保留媒体外壳，更换内部关节的控制方法，将被推广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日常行政手段。笔者曾与《南方周末》一位资深编辑交谈，他说，“《南方周末》在国内的影响，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洲大陆，我们擅长对社会敏感问题进行追踪报导，并且有深度，有代表性。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不与丑恶同流合污，必然会得罪一批权势者，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生杀大权。”他还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上面整肃《南方周末》的动机由来已久。如果这次侥幸过关，肯定会有下一次。况且他们找的借口也比较勉强，我们怎么知道老威（廖亦武）是民运分子？他头上又没刻字，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局还是如此敏感，只能说明政权的虚弱。”他还透露，由于读者好评如潮，违禁的三篇文章曾被报社内部评为当月好新闻，有关编辑还拿了奖金。 + +## 4. 百分之一的新闻真实 + +因置身事中，这位编辑的话有一定情绪色彩。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就会看到世界末日的硝烟滚滚而来：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石家庄大爆炸，张君案，成克杰、胡长清巨贪案，厦门赖昌星走私案，沈阳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案，四川资阳、宜宾黑社会火拼，网络犯罪，乃至最近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在海外推出，江泽民上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等等。中国真是个新闻大国，《南方周末》的报导，说实话，还不及每天发生的轰动级新闻的百分之一，可就这百分之一的敏感的真实，说不定就会成为专制大堤上的一道裂缝，将逐渐深入，并在某一天引发洪水泛监。作为对《天安门文件》海外版的应对，中共除要求地方厅级以上，部队师级以上干部轮流观看官方内部纪录片《六四大事纪》，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外，江泽民还重点宣布“反五毒”，即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和民运，其中民运、法轮功又是“重中之重”。 + +舆论的放与收一旦上升为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高度，《南方周末》的命运就注定了。据中宣部文件透露，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为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他们在发现本省的民运分子上报的同时，又接到成都市国家安全局的敌情通报，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机构先联手查验省内文化市场，搜缴《中国底层访谈录》并集中销毁，然后上报北京，状告《南方周末》与出版《底层》一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于是，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在半个月内三次下文两家违禁单位，并在全国范围严查并销毁《底层》。两家单位的负责人还被招到北京，深刻检讨严重错误。在《南方周末》换血之际，出版社还等待着上面的最后文件，除销毁禁书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外，停业整顿在所难免。出版社某编辑说：“只要不全面换人砸饭碗就谢天谢地了。” + +看来，告密者的“斗争技巧”已相当圆熟，一上手就抓住了“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这一关键词，触痛了被《天安门文件》闹得寝食不安的中共最高权势者的神经。 + +## 5. 廖亦武其人其事 + +廖亦武，诗人，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是所谓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在八九年六四凌晨创作、朗诵、录制抗议惨案的长诗《大屠杀》，以及创作和组织拍摄电视片《安魂》，而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妻离子散，生活无着，曾一度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靠在酒吧吹箫卖艺渡日。廖亦武在一份自传里写道：“由一个诗人坠入犯人，又由一个犯人坠入这个社会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所以他们的声音、智慧、叙述历史的方式，甚至血泪都被取消了，在这一点上，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诗人、作家、学者们与当权者达成了默契或共谋，‘赢家通吃’不仅仅是商业法则，也成了其它领域的法则。廖亦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蛮干，搜集底层见证，并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汇集，最终瓦解权势者的法则。” + +从字面上看，廖亦武的文化角色已经由呐喊的诗人转化成底层见证者，“我是个人行为，与民运组织没关系。”他写道。却忘了自己因坐牢而被打上了民运分子的烙印。况且，廖亦武从来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当安全部门老是找他麻烦，扼断其谋生的岗位与渠道时，他就只有不计后果地抗争。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他多次参与要求政府平反六四、推进民主的请愿；而在一九九八年六四发出的《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则为他在民运与西方舆论界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文中写道：“克林顿先生，当您在这个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苍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敢于像 35 年前的肯尼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 +“如果您仅仅为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么，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 +一九九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十周年，廖亦武不顾安全部门的再三威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朗诵了写于十年前六四凌晨的长诗《大屠杀》，作为对沉冤多年的亡灵的悼念。这个朗诵作为特别节目，在六四前后播放了两周，六四当天，重复播放了四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以上是廖亦武与民运有关的大概事迹。此外，他还数次以个人名义对警察的迫害提出抗议，难怪他要感叹：“在中国，我几乎是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了。” + +## 6. 以文犯禁之路 + +廖亦武是地下出版的老手，八十年代就因出地下诗刊，一再与公安部门打交道，有“记录在案”的前科，出狱后，故态复萌，出过《知识分子》两期和一本《古拉格情歌》，此外，还出有黑磁带与黑光碟，主演过黑电影。他同朋友谈到：“我终生追求的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能够钻空子，冷不防正式一回当然过瘾，如果铁板一块，没缝隙可钻，就只有把稿子收回来，自己印，免费发出去，图个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带着钻空子的想法，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廖亦武先后与不明底细的书商或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以及《中国底层访谈录》。三本书均被查禁，并且都有安全部门的直接插手。 + +《沉沦的圣殿》问世于一九九九年五月，首版一万五千本，悄悄发放到市场，尽管出版姿态低调，但事隔一个多月，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在一党专制的国度，查禁一本书本不算新鲜事，避过风头，大家或许就忘了，可偏偏此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乃至于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有三十多个连锁店，近二十万读书俱乐部会员分布于各地）的首届书评会推为“中国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由于这一殊荣经读者投票，七十多名思想文化界的专家集体推荐，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一致认为“乞今为止，这是研究朦胧诗和地下文学最权威的著述”。廖亦武为了完成这本书，单枪匹马作了大量的搜集、采访、整理，因此其中关于收藏家赵一凡，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关于白洋淀地下文学的传播，关于《今天》及民主墙时期的资料，等等，都是首次在国内公诸于世。编者执意要还原历史，所以在书中，令人震骇地多次出现徐文立、刘青、刘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岛、赵南、李南、周眉英、陈迈平、马德升等民运或异议人物的名字、大量史料、及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和照片。廖亦武认为，他并不是要有意犯禁，为当局的政敌树碑立传，而是尊重历史原貌，“这是编历史类书籍的常识，否则没法弄。” + +《沉沦的圣殿》为当局所不容，当在“情理”之中，出版单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而将“反动书籍”评为“十大好书之一”的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又是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沉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为“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为，必须严查严办。 + +席殊书屋的网站停办，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席殊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向上面一再书面汇报、检讨，并且将读者、专家的选票与结果一一展示，证明这一事件纯属偶然。最后，某席殊之幕后人物出面，找到曾经是江泽民上司的较为开明的汪道涵，方通过私下渠道平息了事态，然而席殊总部已搬迁，决定缩小规模，长达两月的担惊受怕，已使席殊经济损失达数千万人民币，元气尽伤，至今心有余悸。而作为主编的廖亦武，被中宣部列为不准出书的重点对象，先后三次被北京和四川的公安机关传讯审查。 + +一九九九年九月，廖亦武同二渠道书商合作，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学者任不寐认为：“这不仅是生活状况的底层，而且是话语权利的底层，是被这个时代的作家所遗忘的‘另一个中国’。” + +《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 + +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然而“正版书”又在何处？书商在外流亡了几个月，连喊冤枉：“没想到国家出版社也耍无赖！” + +读者更想不到的是，在“底层采访”过程中，尽管廖亦武隐匿其身世，却一直受到特别关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廖亦武结婚大喜的日子，警察竟以“非法采访”的名义拘留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大部份手稿。廖亦武这些年所遭遇的困境，是绝大多数海内外文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没有任何安全感，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像一条狗，咬死一块骨头就不松口，哪怕人们撵你，诅咒你，用棍棒痛击你，也要与骨头同归于尽…… + +“写了这么多年，我撑不下去了，有时兜里只有几块钱，连门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却不知道为何逃跑。我到语言不通的地方能干什么呢？继续写《活下去》？当然用不着把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了，用不着面对警察死撑到底了，因为谁能懂？…… + +“时刻记住谁也救不了谁，你在孤军奋战。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索尔仁尼琴，既使有，也早被消灭了。因为没有朋友，没有珍惜他们思想与才华的人，大家内心都害怕，仅管也写些颇具正义感与良知的文章，却在个人行为上，心照不宣地恪守某种官方尺度。连西方来的文化、艺术大师接见的也是中国作协安排的可靠文人，虽然在形式探索上，这些文人可能属于先锋派…… + +“地下文学传统自生自灭，因为国际汉学界被官方当红的文人所垄断，连马悦然也喝了蒙汗药，着魔似地推荐所谓乡土作家。他哪知道中国早没有沈以文时代的乡土了，连农民都堕落了，撒谎、卖人、连眼皮都不眨……。” + +## 7. 一部书的奇迹 + +这种类似控诉的文字虽然令人心颤，但事实却证明了廖亦武作为文化游击战士的机智和顽强，因为二零零一年一月，他化名老威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六十人本，上下册，四十多万字，虽然这仍不是七十余人的全本，但在独裁大国已堪称奇迹了。 + +近几年，我总是在北京的一些地摊上，看见若干港台版禁书的盗版，其中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国太子党》、《魏京生论民主》、《叫父亲太沉重》、《秦城春秋》、《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王丹回忆录》、《徐文立狱中家书》，等等，品种繁多，价格几元至几十元不等。高行健一获诺贝尔奖，成都马上就有《灵山》盗版，三十元一本，后来印得太多，就降到八元，甚至五元也能到手。据说盗版书商一旦查获，肯定判重刑，直至枪毙，然而为什么盗版，特别是“反动书”的盗版屡禁不止？ + +这完全是利益的驱动，如同贩毒，风险再大，也有人铤而走险，并且前赴后继。廖亦武认为，同盗版相比，他的书风险小得多，看来，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唯有同金钱结盟，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 +《中国底层访谈录》辗转了十几家出版社，均无人敢接招。长江文艺社当时的心理同盗版商颇相似：这肯定是各阶层读者都能进入的长畅书，风险大，利润就高。 + +出版社选择春节前夕出书以降低风险，所作的宣传也仅仅限于在地方报刊发些书讯。但《底层》这样不可多得的“抓人”的书，一旦投放市场，必定会引起社会反响。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 50 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3 月 4 日，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钱理群、沈昌文、白烨、丁东、雷颐、摩罗、余杰、任不寐、徐晓、岳建一、李辉等 30 余位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新闻学专家、教授和学者到会并作了发言，首都 20 多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数百名读者旁听并踊跃提问。 + +主持人为冯小哲，大名鼎鼎的被禁思想杂志《方法》主编，他一再提醒大家为《底层》多披几层“学术外衣”，但知识分子们压抑多年的愤懑，均借《底层》朝外喷射。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些没有的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的真实感受。国内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却很难看到我国真实的一面。所以，老威这本书，已超出一本书的意义，非常值得读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去阅读，并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为作为公民，我们有知情权……。”北京大学生物教授姚仁杰说：“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不管你怎么封杀，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被割掉……。” + +据参加过书评会的某记者描述：“局面越到后来越不好控制，大家抢着发言，矛头对准官方，把主办单位吓坏了。后来大夥见天色已晚，又移师京郊的大觉寺，以尽其兴，这时作者老威才出来与大家见面，吹箫、呼啸，并朗诵了纪念亡灵的诗。全场鸦雀无声，继而肃然起敬，继而挥泪与鼓掌，很多人都上台讲话，由衷地赞赏老威。这个光头的流浪汉，不知所措，就与摇滚乐手何勇合作了一首《阳关三叠》，老威吹罢两叠，然后柱箫长吟，余音回绕，泪水把嗓子都堵住了。” + +## 8. 知识分子的根本权利 + +在中共心脏地带举行异端色彩如此鲜明的活动，居然没出问题！这的确令许多人后怕，有人认为是法轮功帮了忙。但一周之后，情报还是抵达了有关部门。于是新闻出版署派出稽查大队，把位于北京大学附近的国林风总店搜了个遍，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今后举办任何活动，”稍后下达的文件道，“都必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 +追查尚未结束，全面销毁《底层》的指令则已下达，接踵而至的就是 2001 年 4 月 19 日的《南方周末》事件。 + +一个作家公开出版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这在当代出版史上也属罕见，所幸的是，官方应对类似“文化事故”的措施总处于置后，这就给自由思想进入市场，以打破意识形态的一党垄断提供了空间。廖亦武认为：哪怕存在一丝缝隙，也要尝试钻过去，渐渐，缝隙就越来越宽。“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本名不能用了，就用化名；化名也禁了，再想其它法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言论，因种种危险而自动放弃话语权利，就取消了自己作为人活在世上的理由。” + +六四之后，曾经改良心切的知识界对一党专制彻底绝望了，流亡海外，隐匿书斋，投身商海，拒绝合作，但苦闷的心结一直纠缠着。这些年，我们经历了若干《东方》《方法》等精英刊物的停办事件，书的查禁也成为屡见不鲜的景观。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其中的操作细节又如何？我想，恐怕不亚于一部文化战争史。可惜，随着时间的无限推移与淡化，这将成为永远的谜团。 + +现实使我们失去了哈维尔式的乐观和理想。因为禁书在海外的出版也相当困难，那些精明的商人们，一直等待着廉价收购。而大陆符合官方口味的热门书（虽然有些先锋技艺上的争议）也是汉学界竞相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热门书，对于中国和前东欧、苏联，海外在文化和艺术上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 +在这里，我对在夹缝中出版禁书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敬意，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异端因之而面世；我还对《南方周末》等媒体表达敬意，仅管付出了代价，但对抗的信息得以大面积传播，并且不会由此划上句号。 + +禁书永存。 + +沈励志 2001 年 6 月于中国北京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tangxiaodu.md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tangxiaodu.md index 96d0c51..4472d4a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tangxiaodu.md +++ b/pages/corpse-walker/articles/tangxiaodu.md @@ -1,23 +1,33 @@ -唐晓渡：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 - - - 老威： - 你嘱我为你这本《底层采访录》写评，思之再三，感到无从下手。虽然你强调这仅仅是出版操作的需要，似乎我没有理由不站出来，给你一个比较公正的评断——在我看来，这种评断还为时太早太早。 - - 说实话，无论是作为编辑、批评者或朋友，我都无法单独面对你的作品。从 80 年代到现在，值得清算的东西太多了，为你写评无疑是对我自己的清算。或许从理智上，从多年的知识训练上，我难于认同你的种种偏激，但是，强大的本能把我一次又一次推到你的面前，你在用你的肉体做镜子，直接把我灵魂深处的锐利和懦弱照得清清楚楚。亲爱的朋友，人总不能老是活在紧张的真实中，在真实的拷问之外，与朋友们轻轻松松地喝杯酒也不错，人类是群居动物呀，需要互相取暖呀。 - 是的，我儒雅、坚忍，这些可卑的优点注定了我总是为别人活着。我和这个时代的所有优秀诗人都有过较密切的交往，而现在，他们中不少人已远不满足我对其“保守”的评价——将近 20 年的朋友关系就因为我吝惜几个肉麻的字眼而毁于一旦，接着是表演和谎言。 -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累死累活有什么意义？当我翻开你的《底层采访录》方从可笑可叹的人际纠缠中脱出身，不由自主地这样问自己：老威，你已经不是诗人了，从三卷本的巨著《活下去》到《沉沦的圣殿》到这种系列的底层采访，你已经由那个颠覆性的诗歌撒旦转化成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历史的还原者，或底层思想的挖掘者。你说 90 年代耻与诗人为伍，可我的内心却觉得真正的诗人就是你这样的。 - 没有谁做得比你更好，虽然十年来你没发表任何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你在《天劫》里写道：“生存如刀尖，他所能选择的只有下海、自杀、写作三种。” - 你明明知道你选择的那种写作方式要很多年以后才能面世，可仍然在遗忘和喧嚣声中蛮干，了解种种你不为人知的经历之后，也许再客观的批评家也不能为之动容。你这本底层采访从一个碎尸犯开始，展现了一种疯狂而邪恶的天才力量，卢人标对普通夫妻间的理解嗤之以鼻，他说：“理解？这世上最不好找的就是理解，于是我准备用菜刀来‘理解’她。” - 这也是你在某一阶段的环境危机吧？你和碎尸犯的区别仅仅是你的肢解社会和个人的冲动局限于纸上。这本名为“采访录”的个人语言风格因此形成，你是在利用“采访”这么一把菜刀“理解”书中所有的人物，包括朋友。所以谁读了都会产生淋漓尽致的生理、心理双重快感。马松的直觉不会错，即使没有任何人的评价，这种系列采访也会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场，因为在其“刀刀见肉”的本能化叙述的背后，有一种被这个时代的先锋作家忘却已久的催人泪下的悲悯。我不能说它很对我这类知识分子的胃口，可它的确是近年来中国人写的少有的奇书，说它是新闻史上不曾有过的采访也不为过，因为它最有价值的恰恰在于“反新闻性”——利用新闻体裁讲述亘古不变的人生经历。 - 让人上瘾的巫术力量！你可以拒绝接受，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面对底层的某种悲剧，你却忍不住要笑——可这道德吗？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吗？无法评判。 - 我不能用好坏善恶，而只能用“真实”来概括这本书。它远离知识分子阶层，却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时代海底的最真实东西。它与新闻操作无缘，倒 接近于某种“精神审讯”。你是底层中的一员。因此你把这种私下的审讯推向了普通，使之产生了一种涵盖社会的意义。 - 其实，从 80 年代中期，《死城》之后，你都有意无意地在这样做，你涉猎过的诗歌、小说、自传、随笔、采访及其它对抗意识形态的体裁中，都贯穿着一条线，在被自己所唾弃的现实之上，重造一个自生自灭的精神江湖，在这个可以上溯到屈原、荷马、荆轲、老庄的源远流长的江湖中，走动着瞎子、酒鬼、算命者、神医、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卑贱、自谑、蒙昧、甚至有些可笑，却忠于自己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往往导向旁门左道，倒是暗合了艺术就是错误的生命哀歌的法则。 - 你曾不止一次说过：“从古至今，没有一部名著是名牌教授写出来的。”凭着这种在底层人物中逐步学习、修筑炼出来的豪迈，你可以不写诗而成为诗人。你已经不屑于像 80 年代那样，与做大师梦的诗疯子为伍了。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世纪末的文坛试图摆脱一批你这样打着沉重烙印的写作者，如同摆脱一系列充满耻辱的往事。似乎从所有的出版物上抹去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今天的本土、人文讨论及知识分子“自律”才显得一点也不虚伪。 - 老威，原谅我这么草草收笔。其实你在写了这么多有份量的东西之后，朋友们的评价已远远不及万一。保持在路上的心态，向前走吧，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扛着你的箫，去更多的地方，会更多的人，但愿你永远用脚而不是用脑子想问题！脚的回忆令人眷恋，因为它总是与越来越宽广的天空、大地相连，与生根、发芽、繁衍相连，就像这本“底层访谈”。我不知道“老威”还要采访多少人物，但我希望它不会就此完结。它应该是一部由多卷组成的永远读不完的亦正亦邪的人生大书，对于外国人，它或许只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社会的另一面的资料集，但对于我们，它就是与我们血肉相凝的另一种不该忘却的事实。 - - - 你的朋友 唐晓渡 - - 1999 年 4 月 21 日 +# 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 +唐晓渡 + +老威： + +你嘱我为你这本《底层采访录》写评，思之再三，感到无从下手。虽然你强调这仅仅是出版操作的需要，似乎我没有理由不站出来，给你一个比较公正的评断——在我看来，这种评断还为时太早太早。 + +说实话，无论是作为编辑、批评者或朋友，我都无法单独面对你的作品。从 80 年代到现在，值得清算的东西太多了，为你写评无疑是对我自己的清算。或许从理智上，从多年的知识训练上，我难于认同你的种种偏激，但是，强大的本能把我一次又一次推到你的面前，你在用你的肉体做镜子，直接把我灵魂深处的锐利和懦弱照得清清楚楚。亲爱的朋友，人总不能老是活在紧张的真实中，在真实的拷问之外，与朋友们轻轻松松地喝杯酒也不错，人类是群居动物呀，需要互相取暖呀。 + +是的，我儒雅、坚忍，这些可卑的优点注定了我总是为别人活着。我和这个时代的所有优秀诗人都有过较密切的交往，而现在，他们中不少人已远不满足我对其“保守”的评价——将近 20 年的朋友关系就因为我吝惜几个肉麻的字眼而毁于一旦，接着是表演和谎言。 +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累死累活有什么意义？当我翻开你的《底层采访录》方从可笑可叹的人际纠缠中脱出身，不由自主地这样问自己：老威，你已经不是诗人了，从三卷本的巨著《活下去》到《沉沦的圣殿》到这种系列的底层采访，你已经由那个颠覆性的诗歌撒旦转化成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历史的还原者，或底层思想的挖掘者。你说 90 年代耻与诗人为伍，可我的内心却觉得真正的诗人就是你这样的。 + +没有谁做得比你更好，虽然十年来你没发表任何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你在《天劫》里写道：“生存如刀尖，他所能选择的只有下海、自杀、写作三种。” + +你明明知道你选择的那种写作方式要很多年以后才能面世，可仍然在遗忘和喧嚣声中蛮干，了解种种你不为人知的经历之后，也许再客观的批评家也不能为之动容。你这本底层采访从一个碎尸犯开始，展现了一种疯狂而邪恶的天才力量，卢人标对普通夫妻间的理解嗤之以鼻，他说：“理解？这世上最不好找的就是理解，于是我准备用菜刀来‘理解’她。” + +这也是你在某一阶段的环境危机吧？你和碎尸犯的区别仅仅是你的肢解社会和个人的冲动局限于纸上。这本名为“采访录”的个人语言风格因此形成，你是在利用“采访”这么一把菜刀“理解”书中所有的人物，包括朋友。所以谁读了都会产生淋漓尽致的生理、心理双重快感。马松的直觉不会错，即使没有任何人的评价，这种系列采访也会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场，因为在其“刀刀见肉”的本能化叙述的背后，有一种被这个时代的先锋作家忘却已久的催人泪下的悲悯。我不能说它很对我这类知识分子的胃口，可它的确是近年来中国人写的少有的奇书，说它是新闻史上不曾有过的采访也不为过，因为它最有价值的恰恰在于“反新闻性”——利用新闻体裁讲述亘古不变的人生经历。 + +让人上瘾的巫术力量！你可以拒绝接受，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面对底层的某种悲剧，你却忍不住要笑——可这道德吗？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吗？无法评判。 + +我不能用好坏善恶，而只能用“真实”来概括这本书。它远离知识分子阶层，却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时代海底的最真实东西。它与新闻操作无缘，倒接近于某种“精神审讯”。你是底层中的一员。因此你把这种私下的审讯推向了普通，使之产生了一种涵盖社会的意义。 + +其实，从 80 年代中期，《死城》之后，你都有意无意地在这样做，你涉猎过的诗歌、小说、自传、随笔、采访及其它对抗意识形态的体裁中，都贯穿着一条线，在被自己所唾弃的现实之上，重造一个自生自灭的精神江湖，在这个可以上溯到屈原、荷马、荆轲、老庄的源远流长的江湖中，走动着瞎子、酒鬼、算命者、神医、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卑贱、自谑、蒙昧、甚至有些可笑，却忠于自己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往往导向旁门左道，倒是暗合了艺术就是错误的生命哀歌的法则。 + +你曾不止一次说过：“从古至今，没有一部名著是名牌教授写出来的。”凭着这种在底层人物中逐步学习、修筑炼出来的豪迈，你可以不写诗而成为诗人。你已经不屑于像 80 年代那样，与做大师梦的诗疯子为伍了。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世纪末的文坛试图摆脱一批你这样打着沉重烙印的写作者，如同摆脱一系列充满耻辱的往事。似乎从所有的出版物上抹去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今天的本土、人文讨论及知识分子“自律”才显得一点也不虚伪。 + +老威，原谅我这么草草收笔。其实你在写了这么多有份量的东西之后，朋友们的评价已远远不及万一。保持在路上的心态，向前走吧，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扛着你的箫，去更多的地方，会更多的人，但愿你永远用脚而不是用脑子想问题！脚的回忆令人眷恋，因为它总是与越来越宽广的天空、大地相连，与生根、发芽、繁衍相连，就像这本“底层访谈”。我不知道“老威”还要采访多少人物，但我希望它不会就此完结。它应该是一部由多卷组成的永远读不完的亦正亦邪的人生大书，对于外国人，它或许只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社会的另一面的资料集，但对于我们，它就是与我们血肉相凝的另一种不该忘却的事实。 + +你的朋友唐晓渡 + +1999 年 4 月 21 日 diff --git a/pages/corpse-walker/index.md b/pages/corpse-walker/index.md index d561ea4..28145d0 100644 --- a/pages/corpse-walker/index.md +++ b/pages/corpse-walker/index.md @@ -90,11 +90,9 @@ ### 相关文章 -- 流沙河序：哀民生之多艰 -- 李亚东：为无权者立命 -- 给老岳的一封信 -- 《中国底层访谈录》北京书评会纪要 -- 致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的请愿书 -- 禁书始末：沈励志 -- 非如此不可——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 唐晓渡：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 [流沙河序：哀民生之多艰](/corpse-walker/articles/liushahe) +- [李亚东：为无权者立命](/corpse-walker/articles/liyad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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