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txt

第一章       上海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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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1］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0｜夹边沟记事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上海女人｜0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罗，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朣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限，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 ——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 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0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1］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入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 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

　　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

　　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戴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限。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进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没来。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噩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

　　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你，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1］五十年代，县政府称为县人民委员会。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 ——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 “航空”两个字。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

　　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纪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 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两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称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凉着，一边凉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 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八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里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吟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镢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米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唯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竟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两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的嗓门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两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钱后拿着药水走了。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了。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了。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厘米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可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锛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些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窸窸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天明之前，陈毓明在马扎上坐着迷瞪着了。迷瞪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病号把他叫醒了，说是解手。他把便盆拿到铺前放下，病号就从铺上挪过来蹲在便盆上边。几分钟后病号又回铺上躺下，他端起便盆往外走，并且捎带着提上一只尿桶。这间房子是里外间，外间没有窗户，只有门板缝里透进来几束光线，无法判断几点钟了。再说，挂在墙上的风灯还散发着淡淡的黄晕。但是一拉开房门，他立即就知道快到九点钟了，因为太阳已经从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升起一房高了。

　　门口横着两具尸体，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他绕开尸体往前走了十几步，把粪便泼了，接着又倒尿桶。倒完尿桶直起腰来，他面朝东方的天空站了几分钟。他很是惊奇，来明水农场已近两月，似乎没看见过明水农场冬天的太阳竟然有这么亮。它虽然没有多少热量，照在身上凉飕飕的，但它把河西走廊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祁连山呀，戈壁滩呀，白草萋萋的荒滩呀，全都笼罩在无边无垠惊心动魄的玫瑰色霞光里。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还朝着北方的河坝和山水沟看了几眼，山水沟像是大地的裂隙，弯曲着延伸到河坝的沙枣林。沙枣林、沙枣林北边的鸣沙窝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晨雾弥漫，晨雾也被霞光染红了，像是他的眼前挂了一块遮天蔽地的玫瑰色纱帘，朦朦胧胧绚丽至极。

　　他一推开房门，阳光又扑在地铺上，把门口睡的人和他们肮脏的被褥都照亮了。他咳嗽了一声，清一清嗓子喊，起床了，起床了，太阳升起来啦!

　　有几个人坐起来了，但大部分还不动弹。于是他没有关门。故意叫阳光把房子照亮，接着喊，喂，你们还不起呀，太阳都一房高了。这么好的太阳，你们看呀!

　　又有几个人坐起来穿衣裳了，他们都往门口看。有的人说：

　　还真是的，今天的太阳格外亮。

　　该起了该起了，太阳钻进被窝来了。

　　但有个声音却说，你把门快关上吧。你把凉风放进来了，要冻死我们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陈毓明说他，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它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张继信又说，你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别人也照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

　　又一个人附和说，张老师说得对，那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

　　陈毓明听出来了，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他便改变了话题：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吃饭要紧。

　　病号们明显地加快了穿衣裳的动作，从铺上爬起，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一阵忙乱之后，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陈毓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再一个一个递到他们手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

　　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把捡来的烂菜叶子、干树叶子或者草籽加进去，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把肚子喝得胀胀的。

　　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

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有些人把盆举得高高的伸出舌头把沾在壁上的糊糊舔净；有的人倒上开水涮呀涮呀，然后喝下去。粮食是宝贵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这时就都躺倒睡了。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椽子、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有的人发出轻轻的鼾声。

　　陈毓明喝完了糊糊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逐一登记，然后送到管教股去。回来后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

　　陈毓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

　　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它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撞田［1］临时居住的干打垒平房，有里外屋，里屋有个窗户，外屋是门，门窗都朝南。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台地上，后墙靠近山水沟；在他的背后倚着山水沟的沟坎有间地窝子，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北房。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北房的门朝着东方。南房和北房各住十八九名病号，共计三十八个人。

　　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真是幸福多了。病房里有炉子，有煤烧，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伺候病号吃饭喝水和解手，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一言以蔽之，护理是无微不至的，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

　　病房辟建之初，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毓明做南房的护理员，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可是场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毛手毛脚的，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严队长回答，那怎么办，就他身体还好一些，能跑能走，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刘振宇沉思一下说，那就这样办吧，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一号病房，叫老陈当护理员，那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当时陈毓明就在旁边站着，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老陈，你看这样行不行?

　　陈毓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靠不住，但他却没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全农场的劳教分子只有他和夏普、官锦文享受这样高的待遇：老陈，老夏，老官。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官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老红军，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他勉强地答应了一声：嗯。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但却说，好，那就这样定下。老陈，你和那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你就多辛苦些，多操些心，没办法，现在是困难时期。

　　陈毓明根本就没法睡着，他刚刚迷迷糊糊闭上眼睛，有人就喊了：陈队长，我要喝点水。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倒完开水刚坐下，又有人说解手，他就又去拿便盆，然后又往外倒粪便。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的：顺着走道放了两三个尿桶，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或者茶缸子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一天倒几次尿桶。

　　他还不断地捅炉子，添煤，还去伙房提了一趟开水。

　　大约是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人又叫他了：陈队长，陈队长，你醒着没有?

　　他抬起头来问。是张老师吗?你是要解手吗?

　　张继信说，我不解手，我刚尿泡尿。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你晚上睡不成觉，白天就那么坐着——不把你熬坏了吗?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晚上也好熬夜嘛。

　　陈毓明回答，不行呀，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掩埋组的马车也快拉人来了。我还得出去。

　　张继信说，他们拉他的人去，你出去干什么? 

陈毓明说，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写上名字，登记个号码。

　　张继信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你管那做啥?你睡你的呗。你不是把名字报上去了吗?

　　陈毓明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可他们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得叫我指认清楚。

　　张继信说，你睡吧，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

　　陈毓明说，你又走不动。

　　张继信说，我走不动还说不动吗?昨晚上不就抬出去了两个人吗，一个长一个矮，一个是分头，一个是光头……

　　陈毓明说，不用了，你快睡吧，我还是等一会儿，就要送病号来了。空出来的位置能叫空着吗?

　　张继信说他：你真不睡呀?不睡我就睡了。我已经坐一会儿了，尻蛋子上的肉干了，痛得坐不住。

　　张继信呻唤着拽着从椽子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慢慢地躺下了。

　　张继信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从不麻烦人的。他翻个身或者坐起来倒尿都很是吃力，为了不麻烦人，他在进病房的第二天就叫陈毓明把一根行李绳拴在椽子上，自己拽着绳子坐起或者睡下。此刻陈毓明心里很是感动，便问了一声，张老师，要不要我给你端些开水?张继信说，不要，我不渴，喝得多了尿多，总要起来。但陈毓明还是提着水壶走过去了，给张继信枕头旁的茶缸子里倒了水。他说，尿多怕啥，尿憋了你就叫我，我给你倒。张继信说，那哪行呀，解大便叫你伺候着就心里过意不去，还能叫你倒尿吗?陈毓明说，没什么，倒尿也没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呀。

　　陈毓明又回到马扎上坐下，但他的眼光越过几个病号看着张继信发怔。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他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张继信不是他队里的人，以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他认识他，是从嘉峪关积肥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有一次上厕所，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后来他问过别人，有个站着解手的人叫啥名字，有人告诉他，那人叫张继信。别人还告诉他，张继信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前两年累垮了，饿垮了。他是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劳动时拼命。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手套上沾满了泥土。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他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他却还是活着。

　　这简直是个谜!他家里并没有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门板“咣”的一声开了。严队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严队长问他：老陈，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对吗?他回答三个，这间房两个，北房一个。严队长说，我问的就是这间房。他回答这间房两个。严队长说，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一个安顿在北房了，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陈毓明问谁呀?严队长回答，蔺为轩。 

噢，是蔺县长呀!来，来来，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陈毓明从一个右派手里接过蔺为轩的被褥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当处，再叫人把蔺为轩背过去安置好。另外一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他叫他进里屋。

　　看着陈毓明安排完病号，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老陈，你这间房子还能挤几个人不能?

　　陈毓明回答，你看着办呗。就这么一间小房房，里外就睡了二十个人；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还能安置人吗?

　　严队长叹息说，啊呀，真把人愁死了。病房里满得插针的地方都没有，外头又病倒了一大片，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严队长走后，陈毓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小便倒进尿桶，大便喊护理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保护自己，我是伺候你们的……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酆都城去。

　　出了房门左拐，走下山水沟，陈毓明就到了北房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这几个人是杂役［2］，他们在来到夹边沟的两三年里，没下过大田也没挖过沙子背过石头，他们是理发员、修鞋匠、木工、炊事员……他们的体能还没消耗殆尽，他们大都有办法搞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们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是搬动麦捆一样，悠两下就扔上车去。

　　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手里拿个笔记本，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曾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审判员、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

　　陈毓明走到段云瑞跟前，告诉他南房的两具尸体的相貌特点和姓名，叫他们不要把名字搞混了。

　　北房是九月底挖成的地窝子，进门一条直溜溜的走道，靠左边的崖坎留了一个两米宽四五十厘米高和地窝子等长的土台子，土台子上铺着麦草，上边并排睡了十八九个人。地窝子深入地下一米多，最初修建的时候，地窝子右边高出地面的墙壁上留了两个洞子的，作为照亮的窗户。后来天冷了，从沟里刮来的寒风袭进来，人们就把洞子堵上了。后来改为病房，领导又找了块大篷布把房顶盖上，垂下来的部分一直搭到地上用以挡风保温。这间地窝子的确暖和，除了门口挂的门帘子——一床破棉被——透点冷空气进来，再就没有漏气的地方；靠近门口砌的炉子烧得也挺旺。只是这样一来房子里的空气太难闻了，新进来的病号都说臭得人恶心。

　　一盏马灯和门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不足以把房子照亮，房子里日夜都黑洞洞的。

　　护理员艾学荣正在炉子上煮菜根吃，一看见陈毓明就噌地跳了起来，问，陈队长有事吗?他对陈毓明有点害怕，因为有过两次他跑到伙房弄东西吃，两个拉肚子的病号把粪便弄到了铺上，陈毓明训斥了他，警告他再要是失职就换个人当护理员。他很害怕不叫他当护理员，因为他害怕回到窑洞里去住。 

陈毓明问新来的病号在哪里?艾学荣说在最里头，程炯明的旁边。陈毓明顺着过道走到尽头，看见墙根的铺上坐着个人低声地哼哼着。他问了一声你叫啥名字?那人停止了哼哼扭过脸来，他不由得惊了一下，说，你不是李汉祖吗?哎呀，老李，你也病了吗?李汉祖说，不病了能到这里来吗?陈毓明听出来李汉祖的嗓子带着哭音，便在铺上坐下来，脸离得很近地看李汉祖，问，你怎么了?李汉祖转了一下身子，眼睛泛着泪光。他哽咽着说，老陈，我活不成了。陈毓明问他得什么病了?他身体一歪倒在铺上，哎哎地哭出声来：老陈，我的胃痛得受不住了。因为灯光太弱，看不清李汉祖的表情，陈毓明喊了一声，小艾，把灯拿过来。艾学荣把墙上挂的风灯提了过来，他才把李汉祖拉得坐起来，看着他哭得变形的脸说，你说，你说嘛，你到底得啥病了?

　　我吃了炒面了……

　　炒面?你吃炒面就吃炒面嘛，炒面是好东西，我想吃还吃不上……

　　我吃多了。

　　吃了多少?

　　我妈给我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

　　你都吃了?

　　我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

　　一斤炒面没关系，再吃上半斤白糖也没什么。

　　我心里饿，忍不住把剩下的也都吃了……

　　陈毓明的心猛地一沉，但他说，你吃得是多了一点，但也没啥问题吧。我就一顿吃过两斤馍，一点事都没有。你刚来的时间不是也吃过两斤吗，八个馍，还喝了两碗菜汤?

　　那是刚来的时间，现在胃不行了，薄了，吃多了受不住。

　　你不要胡思乱想，两斤炒面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在夹边沟，五队的一个人偷了伙房的一桶面条，一个人吃光了，也没出啥事。

　　那是面汤，稀的，尿两泡就啥事都没有了。

　　陈毓明给李汉祖宽心，但心里揪得很紧，他说，你现在什么感觉?

　　刀绞的一样。

　　那是有胃酸。胃酸多了就是要痛的。叫医生看了吗?

　　看了。苏大夫看的，给了些泻药，不管事。

　　吃药多长时间了?

　　两个钟头了。

　　两个钟头不行。你想呀，你过去有过积食的经验没有，中药丸子藿香正气丸吃下去，半天一天才能起作用。你才吃了两个钟头，就想好，那不可能嘛。 

不一样，不一样，老陈，我真是要死了。不光是刀绞的痛，还胀，胀得疼，胀得坐不住。李汉祖说着话就又歪倒了，唉哟哟地呻吟着，把头杵在铺上，身体拱了起来。陈毓明看着也很无奈，便跑出去找医生。医务室设在沟外台地上的一间芨芨草席扎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右派护士在那儿。护士告诉他几个医生都抢救病号去了。他满沟里跑来跑去才找到个省人民医院的苏医生。苏医生听说是给李汉祖看病，立即摇着头说，你去准备去吧——给队长报告去，那人没救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他的胃要撑破的。陈毓明央求他：你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嘛，再给些药。苏医生终于给了几片药，但却说，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他的胃已经满得不能蠕动了，药吃下去不起作用。

　　陈毓明叫李汉祖喝了药。然后就回南房去了。他还惦记着那屋的病号呢，也该吃饭了。

　　在南房吃完了饭，休息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北房去看李汉祖。

　　李汉祖是他在省公安厅的同事，转业兵。他在省公安厅二处当外勤——侦察员——的时候，李汉祖做内勤工作。李汉祖比他小五六岁，今年二十八九岁。就因为年轻，饭量大，所以饥饿对他折磨也就更残酷。右派们转移到明水农场之后，陈毓明好几次看见他和其他的年轻人抢着舔缸。明水的伙房是转移过来之后仓促建起来的两间芨芨草席棚子，只能容下炊事员做饭；到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菜糊糊从锅里舀进水桶，提出来倒在门外的两口缸里，再由炊事员用马勺从缸里一勺一勺舀到右派们的碗里。有几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就总是在吃过饭以后站在附近等着，等最后一勺菜糊糊打完，炊事员刚一转身离去，他们就忽地围上去，把手伸进饭缸刮缸壁上的面糊糊和菜叶子，然后再嗍手指头。李汉祖每天都干这件事。为了多舔几口糊糊，这些人经常你推我一把我捣你一拳，打起架来。有一次李汉祖被别人推得没舔上几口糊糊，就急眼了，耍起他当警察时的蛮横劲头来，打了一个年轻人两拳，又把另一个人推到一边去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狗日的，你跟我抢，老子收拾你……那两个人是比他还年轻的小伙子，哪里能受这个气，两人团结对敌，把他抱起来塞进饭缸里。李汉祖头朝下窝在缸里噢噢叫，爬出来之后头和衣裳沾满了糨子样的面糊糊，可真是狼狈极了。他也不舔缸了，追着打一个小伙子。还是陈毓明看见拦住了，说他：哎，你把公安厅的脸都丢尽了。

　　李汉祖的胃疼得更厉害了，他已经不能在铺上躺着了。站起来走几步，还是不行，又在墙根蹲着。还是忍不住的疼痛，就又栽倒铺上窝着。陈毓明无法帮助他，问他：你的胃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他只是哼哼，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

　　陈毓明又问，小肚子那里有响动吗?

　　他软弱无力的声音说，胃胀得要破了。老陈，我实在不行了，非胀死不可了。这药怎么一点不起作用啊?

　　陈毓明也没办法，只是安慰他：不要急，你不要急，药起作用也要有个过程。它要把你胃里边的食物活动开了才能排泄下去。你的胃叫炒面塞满了……

　　他守着李汉祖坐着，时间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李汉祖还是不排泄。他说给李汉祖揉揉肚子，李汉祖同意了，躺在铺上。但是李汉祖的肚子瘪瘪的，而胃部鼓得硬邦邦的。他的手一按胃部，李汉祖就尖叫起来：哎呀呀，痛死我了……他便不敢再揉了。

　　后来，李汉祖不再叫喊。他卧在床上轻轻呻吟。约十点钟，他的嘴角上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他死了。

　　连着三天没睡过一个整觉的陈毓明决定要好好睡一觉了。他把炉子添了很多煤，把开水桶坐在炉子上，然后从墙角上抱起几天都没用过的被褥走到张继信里边一点，在昨天夜里拉出去的人空出来的空当处铺好被褥，连衣裳都没脱就头朝着铺脚躺下了。

　　病房设立之初，领导规定护理员就睡在门口的地铺上，以便二十四小时随时伺候病人。可是病号太多，他只是在铺上睡了一天，就把被子卷起来放在墙角上了，把他的铺位让给了病号。他每天都是在马扎上坐着打盹，或是在死亡病号空出的位置打游击躺几个小时，等新的病号一补充进来就爬起来。 

但是这天他还没有入睡，就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他抬头看了一眼，从门口晃眼的亮光中走进个人来。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但从光线裁剪出的轮廓来看像是张永伟。

　　那人进来后转身关门。门一关上房子里就暗了下来，那人站了几秒钟叫眼睛适应一下黑暗，然后才往前走。这时从里屋门口透过来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还就是张永伟。陈毓明才把头放在铺上。作为护理员，他必须注意串门的人；有些人品格很低下，偷别人的食物。

　　张永伟是甘肃永登县人，中学教师。他也是病号，住在四号病房。他常常来看望老乡张继信。他的身体状况比张继信强得多，还能到处走走。他走到张继信铺前喊了一声张老师，就在张继信和蔺为轩头顶的铺上坐下了。坐下后他似乎发现铺上有点变化，便低着头在蔺为轩脸上看了看说，咦，这是谁?张继信说，蔺为轩，民乐县的副县长。张永伟觉得新鲜，说，他怎么也进病房来了?张继信说，他来有什么奇怪的?张永伟叹息一声：唉，想不到呀，县太爷也落到这个地步了。他可是没怎么受苦呀，来了就当统计，不下大田，场领导还照顾他回民乐一趟，从亲朋好友那里要几十斤粮来。张继信说，大厦将倾，独木何为!张永伟说，嗳嗳，想不到，想不到……

　　张永伟一连声地感慨着，但过一会儿他又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张继信惊悸的口气问，哎，你怎么啦，哭什么?

　　张永伟哭着回答，我是给你说事来的——赵庭基没了。

　　张继信沉默一下问，啥时间没的?

　　昨晚上。

　　张继信静默了。

　　张永伟抽泣着哭，哭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他的情绪一直不好，身体虚弱得很，已经出现过一次休克，我发现了，叫护理员去叫大夫，大夫抢救过来了。从那天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他，夜里不叫他睡得太死，过一会儿看一下，叫醒了说几句话。昨晚上不小心我也睡着了，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夫打强心针，人工呼吸，也没抢救过来。哎哎哎……

　　张永伟由抽泣而变为放声大哭，不停地擦眼泪。张继信劝他不要哭了，他愈是大哭不止，哭着说，赵老师是叫贼娃子害死的。从夹边沟过来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叫贼娃子偷了一次，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把钱、把粮票、把几件衣裳偷走了。后来他写信跟家里要吃的，家里从邮局邮来了十几斤炒面，从邮局拿来的当天又叫贼娃子偷走了。他把包裹挂在墙上，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解手去了；解完手回来，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哭开了……哎哎哎……张老师，我们那一批来夹边沟的人就剩下四个人了，你，我，李世白，还有跑了的施中选……当时我们十二个人上的火车……

　　张永伟一边说一边哭，到后来居然悲痛至极，哭得喘不上气来，咳嗽不止。

　　张继信不说话，一直静静地躺着。后来张永伟的哭声小些了，他以很严厉的口气说，赵庭基死了就死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想死还是想活?

　　张永伟止住了哭，静静地坐着看张继信。大约过了五分钟，他说，老哥，你说的话我没听懂，怎么叫我想死想活?

　　张继信说，不想死吧，你还是想活吧?那就不要哭，把眼泪擦干，回去，回你的病房躺着去，不要想赵庭基了，不要为他伤心。现在给的吃的就那么一点点，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要平心静气地躺着，叫食物在胃里完全地消化。记着，听我的话，啥都不要干，不要串门，连话都不要说，就是躺着，不要白白地浪费身体的热量……你懂了吗？

　　张永伟说，懂了。 

懂了就好，回去，到你的房子安静地睡着去。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万万不能想死的事，不能悲伤，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心里总想着哎呀要饿死了，见不着女人娃娃了，那你就必死无疑。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意思。人在艰苦的环境里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精神垮了，那就死定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你还年轻，你的女人年轻，娃娃还小，还等着你回去抚养她们哩，你死了能行?赵庭基死了，赵庭基为啥死了，他家里寄的炒面还少吗?他是精神垮了，精神垮了人就活不成了。我家里给我寄啥了?不就是六月份我兄弟陪着媳妇来了一趟吗?就给我背了十几斤粮食。我不是也没死掉吗?我不想悲伤的事，心里总给自己鼓劲儿：我要活着回去，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团聚哩!

　　张永伟静静地坐着，过一会儿站起来说，张老师，我回去了。

　　张继信动也不动一下，说，回去吧，定定儿睡着去。

　　陈毓明根本就没有睡着。他静静地躺着闭着眼睛听张永伟和张继信说话。张永伟走后，他睁着眼睛躺了几分钟，想着张继信和张永伟的谈话，然后说，张老师，你有几个娃娃。

　　张继信还是睁着眼睛看房顶，说，一个姑娘。

　　姑娘多大了?

　　二十一。

　　你的姑娘都二十一了?出嫁了吗?

　　没出嫁。咳，说起我的姑娘，我的心里就不好受呀。我是在西北师院上学的时间结的婚，上完西北师院又去了北京大学，又念书，姑娘我就没怎么管过。后来工作了，住在永登，女人和姑娘住在兰州。再后来我把她们接过去了，我就打成右派了。这时间姑娘中学毕业了，就因为我当了右派，她连大学也进不去，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个会计。你的娃娃多大了?

　　我的孩子还小，大的11岁。

　　你几个孩子?

　　三个。

　　娃娃们谁带着?我听说你的家属也来夹边沟了……

　　家属和我一样，也是右派。去年调到高台农场去了，孩子她带着。

　　家属和孩子们还好吗?

　　嗳，谈不上好，饿不死就是了。

　　饿不死就好，饿不死就好。

　　饿是饿不死。女人来看过我两趟，说高台的场长是白怀林。白怀林跟我熟，跟我家属也熟悉。我们两口子在公安厅工作时，白怀林在公安厅当总务科科长。他对我的家属和娃娃都照顾，叫家属当统计，按就业人员的待遇，娃娃们管吃管穿，还给了一间房子住。

　　噢，遇上好人了。

　　对。白怀林是个好人。在公安厅的时候我就觉着那是个好人。就是没啥文化，后来弄到高台农场当场长去了。

　　陈毓明沉默一下又说，张老师，你上过两个大学?

　　张继信回答，两个大学。我先上的是西北师院，就是兰州十里店的那个大学，学的历史。上完西北师院又考的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先上的中文系，中文系毕业又上英语系，光是大学就念了十年。 

念了十年大学!

　　听见陈毓明惊奇的声音，张继信慢慢地扭过脸来了，说，十年，我念了十年大学，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冷棒?

　　他知道，在甘肃方言里冷棒就是傻瓜。

　　张继信说，念了十年大学，最后成了右派。不是冷棒是什么?

　　陈毓明静一下又问，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学过历史，到北大后学中文，又学英文。我是旧社会念下书的，工作了几年，全国解放了。旧社会我也经过了，新社会我也过了几年。我在心里把旧社会和新社会比较，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讲的是为大众服务，真心要把个旧中国变变样子，把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所以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觉得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我就敬仰共产党，敬仰毛主席。所以在整风当中心里想啥嘴里就讲啥。我说了，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这不是太狭隘了吗?应该提全民专政，国家是全民的嘛。这是其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我又说，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嘛，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这是其二。其三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发表，我又提了一条意见：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这是谁整谁的风?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唉，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念了十年大学，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没读上万卷书，但五千本书是读过了，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管封建王朝还是民国，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胜者为王，唯我独尊。我却鬼迷心窍，给毛主席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是个冷透了的冷棒！

　　12月初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一辆马车从西边的戈壁滩驶过来，接近明水农场时拐个弯驶到农场的伙房跟前。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从装得很高的货物上跳了下来。她高大削瘦，脸容展示出生活的沧桑。她手里提着一个棉布书包和一只面口袋。面口袋里装着几斤粮食。她对这儿的路像是很熟悉，没问一个人就朝着山水沟走去。接近山水沟的时候，她朝着一号病房走去，但是她的眼睛看见了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便又绕开去走到通往山水沟的斜坡上。在这里她突然和两个正要上坡的人相遇了。她短促地喊了一声：老陈。

　　陈毓明也看见她了，只是正午的从南方天空射来的阳光晃眼，他眯缝着眼睛看她，说，哟，你来了?

　　我给你送点粮食来。你干什么了?

　　陈毓明朝着北房门口挥了一下手：这不是么，才把几个人……摆好。

　　女人看了地窝子一眼，发现那儿很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尸体都是用棉被裹着的。她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去?

　　我们正要到南房去，我现在当护理员了，伺候病人，我们想把那头的死人摆好些。你过来没看见吗，那门口横哩竖哩难看得很。那就这样吧，小艾，你回去吧，不搬了。这是我爱人，看我来了。

　　艾学荣“噢”了一声，转身回北房去了。陈毓明走上台地来，擦掉鼻尖上挂着的鼻涕说，走吧，到房子里去吧，外头站着太冷。

　　女人已经快冻僵了，跟着他进了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坐着说话的病号认识女人，打招呼说哟嫂子来了，还有几个病号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了。女人面对破布条一样躺着的人们一点也不惊奇，把面口袋放在墙角上之后就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陈毓明说我给你倒点开水，女人说不渴，但他还是倒了一碗开水放在炉子上，然后倚着墙蹲下。他问，你怎么来的?走来的吗?

　　跟送粮的马车来的。听说明水断粮了，我找管库房的人要了几斤扫下的土粮食，在磨上粉碎了一下给你拿来了。就几斤。

　　一斤也好呀!断了三天粮了。天天吃树叶子糊糊。

　　树叶子糊糊? 

入冬前采集下的沙枣树、柳树叶子磨成的粉末末，煮上一大锅吃，一把面粉都没有。昨天去了两挂马车到高台农场拉粮，天黑时分回来，说是粮食没磨出来，拉来了两车莲花菜［3］。昨晚上、今早晨吃的水煮莲花菜。

　　晚饭你们就能吃上豆面了。我就是坐送粮的车来的。前天我就知道你们断粮了。拉粮去的人说的。

　　说是没磨出来。

　　什么没磨出来。我听说夹边沟那边没粮了。你们这两个月吃的粮都是从夹边沟拉过来。在高台农场加工的。这几天没粮食了，从张掖专区要了些豌豆，昨天才拉过来，连夜加工。可是我又听人说，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

　　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

　　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

　　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

　　那就多拉些菜来嘛，夹边沟的菜长得好，为啥吃树叶子?

　　长途拉运方便吗?马车来回要走几天。高台农场的情况怎样，能吃饱吗?

　　女人撇了撇嘴：比夹边沟强多了。人家白怀林给国家缴粮先把口粮留够了，不像刘振宇……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说刘振宇把粮全上缴了吗?夹边沟就没打下多少粮食。原来四五百名犯人千来亩地，吃粮还凑合；一下子来了三千人，生荒地不长粮食，粮食能够吃吗?

　　女人不说话了，看着陈毓明的脸静了一会儿，说，你的身体好吗?脸肿了。

　　陈毓明一怔：肿了吗?我还不知道脸肿了。我的腿在嘉峪关积肥时就肿了，走路时腿发软。

　　女人叫陈毓明把裤筒拉起来在他的腿肚子上摁了两下，说，你可是要保重好身体。过几天我再想办法给你送几斤粮食来，这几斤你先凑合着吃着。

　　陈毓明说，你不要管我，我一个人，总能想办法活着，你带着孩子比我还难，你就先顾你和孩子吧。孩子们能吃饱吗?

　　哪有吃饱的粮食?饿不死就是了。

　　那你给我拿粮食干什么?留下你和孩子们吃呗。

　　我们总有办法，你不要操心。白怀林送过几次面，还叫我们到他家吃过一顿饭。还送过一块羊肉。

　　唉，你替我好好谢谢白怀林。

　　女人说说话站起来要走，说是和她在一起的李怀珠也捎了点粮食给王晓天。马车卸了粮就要走，她要抓紧时间送去。陈毓明叫她把粮食留下由他送去。女人不干，说李怀珠叫她看看王晓天，要是见不着王晓天，回去不好跟李怀珠说。

　　陈毓明领着她去找王晓天。找了好几孔窑洞，有人说王晓天也病了，住在四号病房。他们又跑到四号病房去。

　　陈毓明把女人送到伙房门口，坐上马车。马车要走了，女人突然又叮嘱他：我给你的粮食不准给人。他说我傻了吗把我的粮食给人!女人说，谁不知道你那臭毛病——穷大方。在兰州的时候，你的工资拿回家来几次?不是叫人借了，就是请客了。就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回到病房，陈毓明马上就开始煮小麦子粥。过去了的三天，他虽然没全吃树叶子糊糊——他曾经两次在伙房里向炊事员们要了几个菜团子吃——但他真是饿急了。他把饭盆坐在炉子上，倒上水，抓了几把小麦子放进去，又放进一小块酱油糕，煮了满满的一盆子粥。由于是用石磨磨的子，颗粒小，还有不少面粉，他的子粥还真黏。但是，他这顿饭却没吃好。

　　他刚刚吃了一半，张继信就喊他：陈队长，我要解手。他放下麦子粥去伺候张继信。

　　张继信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本就是虚弱之躯，又吃了三天代食品，他已经没有力量蹲着了。陈毓明把他拉起来在铺上跪着，往他身下塞了个便盆，然后双手拉住他的双臂。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张继信排泄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倒累得坐在便盆上，还出了一身汗。陈毓明也扶不住他了，腿一软也跪在铺上。张继信说，不行了，解不下来。陈队长，你给我叫一下张永伟去吧。陈毓明说叫张永伟干什么?他说大便干燥，叫他给我掏一下。陈毓明说不要叫他了，我给你掏吧。他说，太脏了，还是叫张永伟来吧。没进病房之前，我们捋草籽炒着吃，总是大便干燥，便秘；我们互相给对方掏。陈毓明寻思片刻说，张老师，张永伟前两天就走了，他给你掏不成了。一听张永伟走了，张继信愣了一下，突然就痛哭起来：那是个好小伙呀……唉嘿嘿。但他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抽泣着说，陈队长，那就只好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脏乎乎的。陈毓明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几天我给五六个人掏了。吃树叶子糊糊。大家都拉不下来。于是，张继信褪下裤子趴在铺上撅着屁股，他拿着张继信吃饭的小勺跪在后边，把勺把对准粪门……

　　给张继信掏粪便，陈毓明也没费多少事，因为肚子里的树叶子都凝结成粪蛋蛋了，并且挤到了粪门跟前，他用铝勺把儿往外挑，很快就挑出来许多比羊粪蛋蛋大比驴粪蛋小的草蛋蛋。只是掏到后来，张继信说好了，好了，不掏了，他说再掏一下，还没掏尽。他还接着掏，粪门里突然就喷出一股稀糊糊的东西来，躲避不及，一下子喷在他的胸前。他气得大骂起来：你他妈怎么回事，我给你掏粪，你喷了我一身!

　　张继信非常尴尬，赔着笑说，对不起，对不起……

　　掏完粪蛋，陈毓明洗了手，接着又吃小麦子粥。吃了几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伸长脖子往张继信的铺上看了看。见张继信还背朝过道坐在铺上，就端着饭盆走过去说，张老师，把你的饭碗拿来!

　　张继信扭过脸来问他，要碗干什么?拿去吧，拿去吧，有用你就拿去吧，就在我枕头旁放着哩。他还在为自己的过失不好意思，说话时脸上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陈毓明不说话，把他饭盆上盖着的一张破纸去掉，把自己饭盆里的子粥倒了一半进去。然后把饭盆往他怀里一塞，说，吃吧。

　　温在火炉上的子粥还冒着淡淡的热气。张继信立即就看出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了，他双手捧起饭盆结结巴巴地说，你吃，你吃……这是哪里来的?

　　陈毓明说，女人来了一趟送来的，快吃吧。

　　张继信的双手抖动起来了，饭盆也在他手里颤抖不已。他的嗓门也在哆嗦，说，这东西可是金贵呀，还是你吃吧……

　　客气什么!你的肚子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装了一肚子草末子，你还客气!

　　陈毓明说着话就回火炉旁去了。他舀了一碗水倒进饭盆里，把麦碴粥搅成稀汤汤喝了下去。

　　傍晚时分，一号病房又来了七名病号，填补了昨夜空出来的位置。把这七个人安置好之后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天的晚饭很丰盛：除了一马勺纯豆面糊糊，每个病号还领到一块四两面［4］的糜面饼子。吃完饭陈毓明就硬是在病号中间挤了一块地方睡了一觉。昨天夜里死了七个人，又是抢救又是往外拉尸体，白天又忙这忙那，他的眼睛就没闭上过，他认为自己必须睡一觉，否则就无法完成夜间的任务。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对此，医生们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病号的身体已经衰弱至极，睡着后新陈代谢减缓，心跳也减缓，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他们说在正式的医院里，垂危病人和正常情况下寿终正寝的老人也都是死于夜间，也是这个道理。根据这个理论，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卜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原因是你说不叫他睡觉，可他没有精神，倚着被子坐着就睡着了……

　　但是，农场领导继续坚持这两项措施。领导说，能少死一个也是好的。

　　这一觉睡得还真不错，十点钟炊事员来病房送加餐，他才被人叫起来。起来后他就帮着病号打饭，——还是半盆胡萝卜汤——添炉子，伺候几个病号解手。

　　然后他就大声招呼：喂．坐好了，坐好了，能起来的都起来，不要睡了，大家说说话。

　　天天夜里说话，病号们都有点烦了，坐起来之后谁都不愿说话，有些人又歪倒打起鼾来。陈毓明忙得叫起这个顾不上那个，挺犯愁。他大声地喊，喂，你们打起些精神来好不好，都说话呀，谁带头说!有人说，你就带个头嘛，你找个话题，大家不就跟着说了吗?他思考了一下，朝着张继信说，喂，张老师，那天早晨，我说太阳升起来了，叫大家起床，你说太阳不是我们的。你那句话是《日出》里的台词吧?

　　张继信闭着眼睛坐着，听见陈毓明问他，睁开眼睛说，你提这事做啥?

　　陈毓明说，你一说那句话，我就知道你看过《日出》。你说你看过没有?

　　张继信回答看过。

　　陈毓明又说，我是上中学的时候看过那部话剧的。看了话剧，我当时内心里震撼特别大。曹禺把那个社会的黑暗写出来了。演陈白露的演员演得也好……

　　张继信说，你换个话题不行吗?

　　陈毓明说，哎。怎么啦?

　　张继信说，咳，那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你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

　　嗳嗳，《日出》是进步话剧嘛。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是进步话剧，可现在说出来就不妥当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陈毓明觉得张继信的话不无道理，便说好好好，换个话题。但这时有人叫起来：谁反映上去?谁反映上去?

　　另一个人也说，反映上去又能干什么?他妈的，还能活几天呀，你们这么胆小?放心说，放心说。

　　张继信说，人心叵测，人心叵测。莫谈国事。

　　还是那个人的声音说，就说，还能把咱们怎么样，枪毙?枪毙总比饿死强。

　　陈毓明忙着制止，说，算了算了，不谈这个话题了，换一个，换一个。我听人讲，兰州七里河区人委的一个人，他偷了一张羊皮，在火上把毛燎光了，羊皮烤成硬片片了，掰着吃。他把硬片片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吃，那人吃着又香又脆，就说了：将来回到兰州，我请你吃顿悦宾楼的烤鸭。悦宾楼的烤鸭你们吃过没有? 

有人说吃过，有人说没吃过。吃过的说，悦宾楼的烤鸭在兰州是最好的，是用梨木烤的，脆嫩不说，还有一股梨木的清香味。但有人反对，说，什么烤鸭不烤鸭的，我就觉得五花肉炖的红烧肉最香。你们说对不对?说来说去，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认为红烧肉不管什么时候吃都香，又香又便宜。病房里住着个就业人员，曹志龙，古浪县的一个地主分子。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判了三年劳改，劳改期满后不准回家在农场就业。右派们来夹边沟之初，他是一个组的组长，带着二十多人劳动。他说，你们说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有人对他讲述了红烧肉的做法，他说，我家每年都宰一口猪，年年都吃粉条炖肉，白菜炖肉，就是没吃过红烧肉，以后要是能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个红烧肉吃。

　　病号们笑了起来：你真没吃过红烧肉?

　　他说，真没吃过。

　　有人说他：你说的真话?

　　真话。我哄你们做啥!

　　那人说，你还是个地主分子，红烧肉都没吃过，你这个地主当得就孽障呀!你可怜不可怜?

　　地主分子说，实话，我说的实话，辛辛苦苦一年喂下两头猪，哪里舍得大肉块炖着吃!

　　人们更是笑。有人说，唉，怎么把你斗成地主了，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

　　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拿你们南方人的水平衡量西北人，把西北的土地主和你们南方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比。从生活水平上衡量，一个西北土地主的水平可能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下中农。比如像他这样的地主。

　　那个人说，像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地主冤枉了?

　　嗳嗳，话不能这么说。土地改革嘛，哪个庄子都得斗地主嘛，筷子里拔旗杆总是要树立个对立面嘛。要不怎么搞土改?

　　有人附和这个人的话：对，对，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地主，就几十亩旱地……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张继信旁边坐着的蔺为轩说话了：大家可要注意，有些人对土改不满，发泄不满情绪……

　　像是秋风吹过田野，病房里顿时静了下来。蔺为轩是民乐县副县长，解放前甘肃学院［5］毕业生，地下党，当过教员。解放初他曾任过临洮县委宣传部长，后来调民乐县当副县长。他因为在交售统购粮的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发生矛盾，定了个右倾反党分子。来到夹边沟之后，农场领导照顾他，叫他在农业大队当统计，不下大田劳动。他和金塔县的县长张和祥两个人同住一间房子，房子里有热炕。吃粮紧张以后，领导还允许他回了一趟民乐县，从家里背了几十斤面粉回来。但是到了明水之后他也饿垮了，躺倒了。他的女人是临洮县中学的老师，自他进了夹边沟，女人就没来看过他。人们传说女人在和他闹离婚。

　　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原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现在变成了长方形。原先突出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两个黑窟窿里，像是两个泥蛋蛋。只有睁开眼皮的时候，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仍然很亮。

　　此刻，他的眼睛就很亮。有些人看见了他的明亮的眼睛，把眼光躲开了。

　　房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只有烟筒呼隆隆响，这是夜风刮过的声音。

　　算了算了，我们再换个话题。 

终于，陈毓明说话了。他很为难，大家随便说话，消磨时间，蔺为轩却从这里听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怕大家又要睡觉。便又引导大家说别的话。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坐在蔺为轩身旁的张继信突然说了一句：

　　老蔺，你的这些话怎么叫人听着不舒服呢!

　　他的话声音很低，但因为房子里很静，大家都听到了。

　　蔺为轩怔了一下，因为从他进了病房，已经一个星期了，大家聊天的时候张继信从来不说话的。他问了一声：我的话怎么不受听?

　　张继信说，听你的说话，就像你是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就像你还当县长的口气。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教分子，大家都一样的。你说别人说的话是发泄不满情绪，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蔺为轩不出声了。陈毓明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招呼大家继续说话，但张继信又说，老蔺，我听人说，上个月，程炯明把一头牛牵出去杀了，给你牛肉吃，你没吃。有没有这回事?

　　蔺为轩看他一眼：你问这事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问一下，闲着没事干嘛。我是听人说的，程炯明给你牛肉，你说人家的牛肉是偷的公家的，你不吃，还说要告人家去。有这事吗?

　　有这事。是我向领导反映了。

　　我不是问反映了没有，反映不反映是你的权利。说明你思想好，我是想问一下：现在要是有人给你块牛肉你吃不吃?

　　蔺为轩没立即回答，略停一下说，那要看牛肉是哪来的?

　　偷来的，还是偷来的。

　　不吃。

　　真不吃?

　　真不吃。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那说明你品质好，道德高尚，党的立场坚定。

　　蔺为轩没说话，明亮的眼睛看着张继信。张继信却不看他，面对其他病号又说，你说的话我一点都不信。你既然这么革命，党性这么强，党为啥把你弄到夹边沟来了，为啥给你戴了个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

　　蔺为轩的脸色变了，苍白且尴尬。他支吾着说，我是冤枉的，有人陷害我，打击报复……上级……不了解情况，我对党是忠诚的……

　　冤枉?你觉得你冤枉了?这些人都没冤枉?都活该判刑，劳改?我看呀，要说冤枉，这些人都冤枉了，还就你冤枉的程度轻一些。人家好心给你肉吃，你把人家给告了!你呀，表面上革命得很，告这个揭发那个，实际讲，你是表现给领导看的，你想立功，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走出夹边沟去!我跟你说吧，你走不出去了，大家都走不出去了。

　　蔺为轩的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黄，他结结巴巴说，你就发泄对党的不满吧……

　　陈毓明觉得再说下去问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说不定招惹出什么祸端出来，他坚决地说，不准再吵了，不准再吵了……

　　这天夜里一号病房没有死人。这是病房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进入12月以后，天气格外冷了一下。河西走廊的寒冬真正到来了，室外的夜间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六七度。原因是河西走廊的风季到来了。原先只是夜间才刮的寒风现在不分昼夜地在原野上肆虐，呼叫。整日里，河西走廊的天空笼罩在呛人的黄尘里。太阳像是一张黄疸病人的脸，在黄蒙蒙的天空悬着个亮砣砣。

　　幸好下了一场大雪，空气才变得洁净一些。 

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大雪停歇的这天早晨又刮起了东风，风把地上的雪刮到低洼处，刮到坟堆的背后。每个坟堆和每墩红柳后边都堆起一堆被沙尘染黑了的雪堆，明水的沙滩和草滩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又像是雅丹地貌。

　　这天的天气最冷，陈毓明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房子里的温度仍然上不去，病号们穿着棉袄在被窝里躺着。

　　有人轻轻地敲着门板。一定是来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陈毓明这样想。近一段时间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陡然增多。丈夫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女人们可就遭殃了，数千里长途奔波把全家人节省出来的可怜的几斤口粮带给丈夫。风尘仆仆的妇女和老人们的匆匆的脚步把明水河车站和明水农场之间的戈壁沙滩和草滩踏出了一条小路。大雪都盖不住他们的脚印。

　　一听见敲门的声音陈毓明就去开门，因为一号病房正对着那条小路，是探视者首遇的建筑。可是，这次开门却没看见人，一股寒风扑进来。门外的雪原亮晃晃的极为耀眼。风很大，从门口看出去荒原上的雪尘像海浪一样奔跑起伏。雪尘把祁连山遮断了。

　　谁呀?

　　陈毓明问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应声，只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往外探出身去，才看见靠墙根站着三四个人，两个孩子，两个妇女。由于胆怯，两个妇女互相推搡着，谁也不愿先说话。陈毓明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

　　一个女人把蓝色头巾蒙着的脸转向他：我找一大队的程炯明。

　　女人的头巾在嘴的位置上冻了一圈冰，在围巾的上边，眉毛和眼睫毛上都是哈气冻上的冰球。不太透明的冰球连成了串，如同一根眼睫毛挂着一粒珍珠。她的前胸和双臂沾满了雪和尘土的混合物，很厚的一层。另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也都是这样。

　　陈毓明惊讶极了，说，哎呀，你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进来，进来暖和一下再说。

　　女人一边抹掉头巾一边说，不进去了，你知道程炯明在哪里住吗?

　　陈毓明说，你找的程炯明是永靖县的人吧?

　　女人说对，是永靖县人，你认得他吗?陈毓明说，程炯明我怎么不认得，熟得很。走，我领你去，他就住在这后边的病房里。

　　女人惊了一下：他病了吗?

　　陈毓明说，病了，就住在我管的病房里。不过你放心，他没啥大病，就是缺吃的。

　　这时候另一个女人问，大哥，你知道季晨光吗?他也是一大队的。陈毓明想一想说，记不起来，季晨光我还真不知道。我先领你们找程炯明去吧，他肯定知道，你们不是老乡吗?

　　陈毓明领着他们去了北房。陈毓明认识程炯明还是从嘉峪关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的事情：有一天，他和几个分队长在严队长那里开会，严队长正在布置右派们转移去明水的路上的注意事项，一个瘦骨伶仃的大个子闯了进来，大声地问严队长：有人吃人肉了，你们不管吗?严队长问怎么回事，大个子就说大干渠东边埋下的死人叫人挖出来了，大腿上的肉叫人剐了一块走。死者的家属找来不伤心死吗?散会之后，有个分队长告诉他，这个大个子叫程炯明，永靖县供销社主任。他在解放前是名商人，但又早早参加了地下党。那位分队长还说，那人在右派中的威信还是很高。原因是他善于外交，经常在半夜里偷着跑出去到三屯乡什么的地方给右派们换粮食，买土豆，同样的钱他买来的就多，谁求他他都不拒绝，也不嫌辛苦。

　　他进一步了解程炯明是到了明水以后，是他进病房当护理员的前几天。农场丢了一头大黄牛，领导估计是叫右派们宰着吃了，布置分队长们调查。分队长问蔺为轩知道谁宰牛的事不，蔺为轩说看见程炯明吃牛肉了。那天程炯明和一帮身体较好的右派正在伙房旁挖水井，领导叫人把他从井里叫上来，问他宰牛了没有。他不承认。管教股的两个干事剥了他的棉衣，用麻绳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关进一间窑洞里。几个小时后他就承认是他宰了大黄牛。问他怎么宰的，他回答把牛牵到明水河，在冰上凿了个洞，把牛扳倒在冰窟窿里淹死了。后来用一只双箭牌的小刀劐开了牛皮，切下一只牛腿拿回去和几个要好的右派分着吃了。他每天到明水河去切一块肉……管教干事问宰了的牛藏在什么地方，他便领着管教干事去明水河实地察看。领导看见冰窟窿外边放着几块大石头，石头上拴着一根麻绳，另一头浸在水里。就抓住绳子往外拉，从窟窿里拉出半只没吃完的牛。 

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几个月前，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送至饮马劳改农场去，可这时明水已到了死亡不可遏止的状况。领导便也没再进一步处理，饶过了他。并且因为他的两只胳膊已经被绳子捆得几乎残废，病房成立后还叫他进了病房……

　　陈毓明领着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进了北房，一掀门帘子就喊，有人看你来了，程炯明!

　　程炯明的铺在地窝子靠里头的地方，他正和两个病号说话。他站起来说，哟，是陈队长呀，谁看我来了?陈毓明说你看谁看你来了。等到女人走到跟前，程炯明才叫一声：哟，你怎么来了?女人没说话，陈毓明说他：怎么，不叫人家来吗，不叫来那就打发回去呗。程炯明笑了一下，陈毓明又说，快，快，把雪打一下，叫上去焐焐脚，冻坏了。程炯明拿了个毛巾给女人打雪，然后又给那个女人和娃娃打雪，并说，焐一会，你们都焐一会脚，等一会儿领你们找老季去。他住的窑洞没火，冷得很。

　　女人和孩子们都上铺坐下，用被子盖上腿脚。这时，程炯明才问，你们怎么这时间才到，火车不是早就过去了吗?女人说，我们坐过站了，坐到清水车站去了。从清水坐火车返回来，打听明水，有个人又说明水没火车站，叫我们在高台下车。在高台火车站下车天就黑了，我们不敢走，在铁路工人的柴禾垛跟前蹲了半夜，铁路工人把我们叫进去烤火，天亮了才顺着铁路走过来……

　　程炯明说，我在信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在明水河车站下车？

　　女人说，明水河连个灯都没有，车停了一下，啥也没有，我们没敢下。

　　程炯明又说，从清水返回到高台当然天黑了，那是哈密来的车。你们就那么傻，不会找个旅社住下吗?幸亏人家铁路工人叫你们进房子去了，不叫的话你们还要蹲一夜吗?冻死了怎么办?

　　女人呜呜地哭起来：我们听说这面乱得很，有抢人的，下了车哪敢动呀……呜呜呜。

　　女人一哭程炯明就住口了，脸色变得黑且难看。过一会儿才对季晨光的女人说，你做的啥事嘛，你来看老季就行了嘛，还带上娃娃，叫娃娃们受这罪。

　　那女人没哭，只是抹眼泪：老季信上说的，他想娃娃了，想看一下娃娃。

　　旁边坐着的病号们叹息说，可怜呀，婆娘娃娃在野地里蹲了半夜……

　　说说话，喝点水，季晨光的女人孩子暖和过来了，要程炯明领他们去找季晨光。陈毓明说，我领你们去找吧，叫老程和媳妇说话。走在路上，两个孩子都说脚痛，女人说冻着了。陈毓明没说话。

　　他们打听了七八个窑洞，才在洞口挂着一条线毯的窑洞里找到了季晨光。陈毓明趴在二尺宽三尺高的洞口跟窑洞里的人问季晨光在这里住吗，他看见窑洞里边稍大一些，躺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坐着的人正在用土块支着的一口钢精锅煮莲花菜根子。那人指着一个睡觉的人说，这就是季晨光，病了，正在发烧。女人爬进窑洞去了。窑洞里边也就三四尺高，人站不起来，女人跪在季晨光身旁掀开了盖着脸的被子喊：娃他爸，娃他爸，我们看你来了!喊了几声，季晨光睁开眼睛了，嘴动弹着，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吗?女人说来了，娃也来了，看你来了。女人抬起头来招呼孩子，两个孩子也像妈妈那样爬进去，向着季晨光喊：

　　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季晨光看看孩子没说话，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两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陈毓明的心酸得看不下去了，转身走开。他回到病房提了一壶开水送到窑洞来。看着女人把带来的炒面冲成糊糊喂季晨光，他就回病房去了。这么冷的气候，这婆娘娃娃夜里怎么睡觉呀?他心里想着这个问题往回走，路过北房又走了进去。他想，季晨光没住一号病房，他实在不好管这事，但是一定要把程炯明的女人安排好。所以进了房子之后，他嘱咐艾学荣：小艾，你要把火生好，把开水提下，不要叫客人冻着，有开水喝。然后他又走过去说，老程，有什么叫我办的事你就说话。程炯明说，没啥，没啥叫你忙的事了。季晨光找着了吗?他回答找着了，我刚提了一壶开水去。程炯明说，那好。来，吸颗烟，坐下休息一下。程炯明递给他一支大前门香烟，说是媳妇带来的。他接过烟点着了，坐在铺上说，大前门烟可是几年没吸过了。

　　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所有的右派都没有了工资，吸烟的人们都是把一种叫骆驼蓬的野草晒干揉碎当旱烟吸。 


陈毓明的烟刚吸了几口，程炯明的女人就从一个布口袋里用吃饭的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勺炒面举到他的面前，说，陈队长，尝一嘴我们永靖县的炒面。陈炯明不好意思吃这勺炒面，他知道，现在劳教农场外面的社会也是供应短缺。在劳教农场里，私下里的交易一个四两的馒头已经卖到了五元钱；在高台县一斤原粮也卖到十元钱。他说，不吃不吃，叫老程吃吧。女人说，他已经吃过了，你吃吧。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病号说，给他吧给他吧。但女人非要给他，说，你送人去的时间，老程吃了，在的人也都吃了，这一勺勺你就尝一下吧，多的没有，就一勺勺。旁边的病号也都说我们吃过了，老陈你就吃吧，不要客气。陈毓明这才伸出双手捧着，那女人把炒面倒在他的手里。

　　手里捧着炒面就不能吸烟了，叼在嘴里的烟辣了他的眼睛。他对旁边的人说，老徐，你把烟接过去。你吸去，我吃炒面。那个病号把香烟从他嘴上拿走了，他就伸着舌头舔手里的炒面。他舔了两口，炒面又香又甜，就说了一句：这炒面怎么这么香，还是甜的?程炯明说，这炒面是我们乡里人的炒面，和你们城里人的炒面不一样。城里人的炒面是啥炒面嘛，把面粉放在锅里炒一下就行了，炒熟了就苦了，炒不熟吃完闹肚子。这炒面是乡下的亲戚送来的，莜麦炒熟后磨成的面，没苦味，颜色还白。甜的是啥?是红枣。把枣晒干，磨成面，和炒面和在一起。这甜昧和白糖的甜味不一样，你没吃出来吗?陈毓明说吃出来了，程炯明又说，炒面和枣和在一起，然后把羊脂熬开，再把炒面倒进去，搅匀。这是真正的炒面。陈毓明说，对，对，我吃着有一股油腥腥的味道，真香。

　　程炯明的女人不光带来了炒面，还带了几斤白面，二棵白菜，白菜的帮子都去干净了，只是白菜心。还用一个铁制的茶叶盒子装着一斤多炼好的大油。程炯明平时爱鼓捣吃的，有一只半大的钢精锅，女人这天晚上就在病房的炉子上做了一锅漂着油花和嫩白菜的揪面片。程炯明一口气吃完了一锅揪面片，然后叫女人又揪了一锅，给全病房的病号一人舀了一口尝一尝。他亲自到南房把陈毓明叫到北房来，叫他也吃了一口。他和女人还给窑洞里住的季晨光送去了一碗。

　　给季晨光送完揪面片回来，女人哭得眼泪擦不干。女人说，季大哥睡在那个窑洞里能过了冬吗?那么小的个窑洞，连个火都没生，又没个门扇，不冻死吗?多大的风呀!程炯明说她：把眼泪擦干，不要哭，还有几百人就睡在那样的窑洞里，那有啥法?女人说，季嫂和那两个娃今晚上到哪里睡觉去?程炯明说，哪里睡觉去，就在窑洞里坐着呗!女人大哭不止：天爷呀……

　　夜里十点钟，喝完伙房送来的胡萝卜汤之后，陈毓明又来了北房一趟。他拿来了自己的一条床单，对程炯明说，老程，把这条床单挂在这里，你们两口子就睡在边上去吧，和其他人隔开。程炯明笑着说，陈队长，你把你的床单拿回去吧，你还当成我们是新婚夫妇入洞房吗?还要挂一个帐子吗?陈毓明说，我知道你们是老夫老妻，可总是要遮挡住一点嘛，你不知羞，嫂子也不怕人看见吗?有的人吃吃地笑，程炯明说，不用挂不用挂，她睡在墙根里，我给她当隔墙，把其他人隔开。陈毓明说，你安排好了呀!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叫嫂子在男人们中间睡觉呢!好几个人笑了，程炯明的女人羞得把脸埋在膝盖上。

　　这天夜里北房里死了两个人。程炯明的女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医生们抢救，打针，人工呼吸，最后由陈毓明和艾学荣把尸体用被子卷起来抬出门外去，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后来一切都静下来了，她才搂紧了丈夫的脖子说吓死人了。但丈夫睡得很香，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程炯明的女人原计划来看看丈夫第二天就返回家乡的。可是季晨光病得太重，女人每天喊医生给季晨光打针吃药。喂吃的，走不了。她只好耐着性子等。等了两天，季晨光的病不见好转，高烧不退，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她对那女人说，我们是给男人送粮来的，再住几天，背来的粮叫我们吃完了，我们走了男人还得挨饿。这哪儿行呀?那女人坐在直不起身来的窑洞里只是个哭：你再等两天吧，他的烧退了我们就走。程炯明的女人出主意：你找一下队长去，人病成这个样子了，接回去行不行?女人去找了，但严队长严厉地拒绝了：你们想得倒好，不行!女人说，回去病好了再叫他回来不行吗?严队长说，没这个规矩!

　　后来，还是程炯明把南房的病号又挤了挤，挤出了一块地方，把季晨光背到病房住下。女人才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 

蔺为轩的情况很不妙了。他已经整整三天没起床了，吃饭都是躺在被窝里，陈毓明给他喂菜糊糊。他喂饭的时候，看见他凹陷的眼窝里的眼珠子非常浑浊，没有了光泽。看着他的慢慢蠕动的下巴，有一次陈毓明说他：蔺县长，你为官一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了，你不会写封信叫女人送些吃的来吗?蔺为轩有气无力地说，她盼着我快些死，死了她好嫁人。陈毓明每次喂完了饭就嘱咐张继信：你给我看着，有事就叫我。

　　这是第三天后半夜，大家坐在铺上说话，张继信突然喊陈毓明：陈队长，你来看看，老蔺不行了!

　　陈毓明急忙跑过去，跪在铺上观察，看见蔺为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像是气不够用的样子。他喊了一声老蔺，你哪里不舒服吗?蔺为轩嗓子里发出哦哦的声音，眼珠子动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

　　陈毓明站起来说，张老师，你帮我看着，我叫医生去。但张继信拦住了他：你叫医生做啥?他又没休克，用不着抢救。他呀，他现在要的是营养，有半碗面糊糊喝下去就好了。

　　陈毓明转着脸问大家：你们谁有炒面，拿出半碗来，救一下老蔺的命。

　　谁也不吭声。张继信说，哪有炒面，这时候还有炒面?你到伙房去一趟吧，看能不能要一碗糊糊。

　　陈毓明拿个碗跑到伙房去了。伙房里有两个上夜班的炊事员正在揉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子。他对他们说，两位大师傅，你们有剩下的面糊糊吗给上一碗，有个病号不行了。

　　一个炊事员说，哪有啥糊糊，什么时候剩下过面糊糊?

　　他说，没剩下的你们就给熬上一碗吧，救人一命吧。

　　炊事员说，天天都死那么多人，都要是熬糊糊，粮食从哪里来?

　　陈毓明哀求说，病人要饿死了，你们给熬上一碗吧。一碗糊糊能救一条命，我替病人求你们了。

　　炊事员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掀起笼屉拿出个菜团子说，把这个拿回去吧，泡软了叫他吃去。

　　陈毓明拿着菜团子回到病房门口又站住了。他想菜团子哪行呀，蔺为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能吃菜团子吗?能咽得下去吗?想了想就转身下了山水沟，进了北房。

　　北房的人们也都坐在铺上聊天。他走到程炯明跟前说，老程，你媳妇拿来的炒面还有没有?

　　程炯明问他：你问有炒面没炒面做啥?

　　他说，你的炒面要有的话给我舀上半碗。有个人不行了，我想给他搅些糊糊喝，可能能救活。

　　程炯明问谁呀?

　　一个姓蔺的。你不认识，这个人是新添墩来的。这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程炯明痛快地说，陈队长要炒面来了，我就给些吧，要是旁人要，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程炯明说着，打开了放在铺脚上的一个小木箱，从一个布袋里舀了两勺勺炒面给他。他回到病房后立即倒上半盆开水，把炒面搅成稀糊糊，慢慢地喂蔺为轩。

　　然而，还没喂上几口，程炯明就披着棉袄趿拉着鞋走进南房里来了。他一进门就问，陈队长，陈队长在哪里?陈毓明应了一声在这里，程炯明就走过来说，我看看，我看看这个病号是谁，劳陈队长的大驾给他要炒面，好大的面子呀……

　　陈毓明知道事情再遮掩不过去了，端着碗站起来说，是蔺为轩不行了。

　　谁?

　　程炯明似乎是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声。陈毓明回答了一声：蔺为轩。 

程炯明以为开玩笑了，瞪一眼陈毓明，凑过来离得很近地看了看蔺为轩。然后他直起腰来一声不吭，一扬手把陈毓明手中的饭盆打飞了。在陈毓明下意识叫了一声之后，他说：

　　你拿我的炒面给这个驴日的吃呀!

　　陈毓明说，哎，你这是干什么?

　　程炯明却咆哮起来：哼，给他吃，我宁愿把炒面喂狗，宁愿倒掉，也不给他吃!

　　陈毓明说，哎呀，你也是的，活了半辈子，怎么干孩子们的事。

　　但程炯明依然很是气愤，大声说，我干孩子们的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这个驴日的!我在马号里碰见他几次，他在那里偷饲料吃。我看着他孽障——也是当过县太爷的人嘛，落到吃马料的地步——就给他一块牛肉吃。可是这个驴日的问我，你的牛肉是哪来的?我说偷来的。他说你偷来的牛肉我不吃，我还要告你去。他真告了，结果开大会批斗我，还捆了我一绳子——五花大绑——差一点点把我的命要了。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有人劝他：算了算了，老程，不要跟他执气，他是快死的人了，你还生这个气做啥?

　　他说，哼，快死的人了，我看他早就该死，死了活该!

　　他越说越气，迈前两步径直踩到铺上，在蔺为轩的腿上踢了两脚。然后气冲冲走了出去。

　　凌晨五点钟蔺为轩断了气。

　　过了两天，程炯明逃跑回永靖县去了。

　　时间进入十二月中旬，明水农场的情况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已经连续三天了，一号病房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抬出去。夜间，病号们已经没有力气坐着说话了，艾学荣和陈毓明可是忙坏了：把这个人叫起来坐下，那个人又躺下了，把那个人扶起来，这个人却休克了。急忙叫医生来打强心针，推葡萄糖。抢救来抢救去，死了。

　　这又是一个忙碌夜晚，打从喝完加餐的胡萝卜汤，陈毓明就再也没闲着，到凌晨三点钟，光是北房就抬出去了三个人。陈毓明实在是累极了，把第三具尸体拖出门外之后，他在铺上刚刚空出来的一块空当处躺下了。艾学荣也累得喘不上气来，他和陈毓明一样，脸肿得跟面包一样，但他精神比陈毓明强点，坐在炉子旁的一个小木箱上，烤着几块白菜根吃。

　　躺了不到五分钟，有个病号说，陈队长，我要喝点水。陈毓明懒得站起来就喊艾学荣：小艾，你给倒点开水。艾学荣提起了水壶，水壶是空的，又去看看水桶，水桶也是空的。他便提着水桶去伙房了。陈毓明小憩一下，然后回南房去。离开南房已经两个小时了，他怕有人要水或者解手。

　　回到南房扶持一个人解完了手，他又要回北房去，张继信却又叫他：陈队长，你过来一下。他走过去问要解手吗，张继信说，不解手，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有事没事?他说北房有人要开水，我去看一下小艾打来水了没有；那小伙蹲不住，我不放心。张继信说，那你去吧，有时间了我们再说话。

　　进了北房，果然不见艾学荣。那个病号又说要水，他便提了水壶去打水。出了地窝子的门，他忘了门口横着的尸体，一下子被尸体绊倒了。爬起来之后找到了水壶，但壶盖怎么也摸不到，地下到处是冰溜子，手还冻得不行。后来他想天亮之后再找吧．就去了伙房。到了伙房看见水桶在地下放着，却不见艾学荣。他问一个揉面的炊事员艾学荣哪去了?炊事员说，我是给你看人的吗?他便放下水壶去了伙房后边。已经有过几次了，艾学荣总是在大灶的炉门上烧东西吃。 

还真被他堵着了，艾学荣在灶后的炉灰洞口蹲着。他说，叫你打水来了，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艾学荣说，我给大师傅说了，水开了叫我。他说，你再等水就凉了。艾学荣站起来了，从炉口拨出块什么东西来，在手里敲打着吹着，说，陈队长，你也吃点。他看出来了，那是一团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他说，我不吃。我就想睡觉。

　　两个人抬了一桶开水回到北房，然后陈毓明就回南房去了。进了房他想起张继信说过的话，就走到张继信跟前去，问，张老师你有啥事要说吗?张继信说，这阵你不忙了?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

　　他坐下了，就坐在张继信的枕头旁边，低头看着躺着的张继信的脸。

　　张继信想坐起，拉动垂在胸前绳子，但使了使劲儿也没坐起来。陈毓明说他，你就躺着说吧，坐起来干什么。张继信就说：

　　陈队长，这些天我一直想……我能活着出去，可是今天我觉得不行了……

　　陈毓明惊骇地说：你说的啥话嘛!

　　张继信说，你不要拦我，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真是不行了。这两天我有时喘不上气来……活不长了。

　　陈毓明说，你说过的，你一定能活下去。

　　张继信摇了摇头：那是心里想的，我是想活下去，确实想活下去，可是情况看来不行了。你看，我一说话就气短…… 谁说话都气短，我也气短。

　　不，那不一样，前几天我就不这样。陈队长，你听，你听我说，你要是不听，我就不说了。

　　陈毓明说，你说你说，我听你说。

　　张继信说，你再不要打断我，我真是没力气了。这间房子，我数了数，当初我们进来的人，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也不行了，全身都肿了。你看，你看我的脸肿成什么样子了……

　　嗳嗳，肿算个啥嘛。我去年就肿了，再后来又不肿了。肿了，又不肿了，这就危险了……你还远得很哩。听我说，你听我说……所以说，我要把一件事托付一下你。我跟你说过，我有个姑娘今年二十一了。我的姑娘，我对不起她。我定为右派的时间，她就要结婚了，她说下一个对象，是兰炼的技术员。可是我来了夹边沟之后，我的姑娘跟对象说，我的父亲在夹边沟受苦哩，他是冤枉下的，他不回来我就不能跟你结婚。她一定要等我回去才打算跟对象结婚。她来信跟我这么说。我每次写信都劝她不要等我，快和对象结婚，她就是不听。陈队长，你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要见一下我的姑娘。我的姑娘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当会计，你就到百货公司去找她。你对我的姑娘说一下我的情况——如实地说——你就说我临死还想着她，是我临终托付你的，叫你去劝劝她，赶紧结婚，不要叫人家男方再等。结婚以后要好好过日子，要孝顺她妈……你答应我的嘱托吗?

　　陈毓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张继信。答应吧，这就是认同他的死亡，不答应吧，又显得不通人情。但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看他点头，张继信把腕子上的手表抹下来说，陈队长，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跟我的姑娘说，她父亲不能给她办婚事了，看不见她结婚。但是父亲想着她，死了也想着她，父亲希望她好好生活。这块表是父亲给她的结婚礼物。

　　陈毓明接过那块手表，立即转身离开了张继信。泪水已经盛满他的眼睛了，他怕它们流出来，怕哭出声来。

　　翌日傍晚张继信死了。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陈毓明去拿他的饭盒，看见他闭着眼睛躺着。他把饭盒放回枕头边的时候，喊了一声快起来吃饭，张继信还是不动弹。摸一摸前额，已经没有体温了。 

陈毓明和艾学荣用他的被子把他卷起抬到门外，这时候正好掩埋组的马车来到门前。

　　每天都是傍晚拉尸体，拉到北边的鸣沙窝去埋葬掉。

　　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陈毓明也病倒了。当时他刚刚和艾学荣把一具尸体拖出门外，进门时门槛拌了一下，他摔倒了。他双手杵地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就又跌倒了。他的腿软得站立不住了。有个病号看到这种情况，说他：陈队长，你也成病号了。你就找个地方躺下吧。艾学荣把他的被褥抱过来铺在刚刚空出来的铺位上，他就躺下了。

　　一个炊事员被派来接替了他的护理员工作。山水沟的窑洞里已经挑不出健壮的人来了。

　　陈毓明在病房躺了一个星期，甘肃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明水。工作组逐屋看望了病号，告诉大家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他们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工作组里有一名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姓侯。他认出了陈毓明，对陈毓明说，坚持住，再坚持几天，把身体保护好。正在联系火车，过几天就把你们送回原单位。陈毓明在铺上躺着一直也没说话，后来那位副厅长要走了。他突然开口道：侯厅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明水了?侯副厅长说，可以，可以，单位上来人的话就可以接走。陈毓明说，侯厅长，那我请你帮个忙。你给刘场长说一下，叫他给高台农场的白场长打个电话，通知我女人来接一下我。我害怕坚持不到你们联系的火车送人的时间了。

　　第二天，高台农场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是个刑满就业人员，他把鞭子甩得叭叭响，把马车直接赶到一号病房门口停住。陈毓明的女人从车上跳下来。女人进了病房问坐在马扎上的护理员，陈毓明住在什么地方?躺着睡觉的陈毓明听见了，坐起来喊，我在这儿。女人迎着他走过来，说，车来了，走吧。陈毓明在前边走，女人在他后边抱着被褥，两个人走出病房上了马车。

　　马车先是朝着祁连山的方向行驶了几百米，然后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的地方往右拐。这里有一条积雪的小路通往南华镇，南华镇距高台农场也就三五里。马车在戈壁滩上走了一截，陈毓明突然对女人说：我们来明水，是从明水河车站下的车，从车站走过来的。

　　明水河车站在南边的戈壁滩上，离他们不足十华里。它被半月前下的那场雪覆盖着。它南边的祁连山也被雪覆盖着。雪要到三月才能融化。

　　［1］河西走廊地区降水量小，农田都是水浇地。为了增加收获，农民在无灌溉系统的荒滩上开垦土地耕耘播种，遇到雨水多的年份，便有一定的收获，若雨水少，便颗粒无收。耕种此种田地有着撞大运的意味，人称撞田。

　　［2］在劳教农场里做炊事员、木匠、鞋匠等工作的劳教人员，总称为杂役。

　　［3］西北方言：即圆白菜。

　　［4］旧秤，十六两为一斤。

　　［5］兰州大学前身。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八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躜躜，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怕人看见吗?你是大姑娘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下腹部，捏了捏大腿和小腿，说，穿上衣裳吧，你得的是肝硬化。这个诊断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说邓大夫，你说的是真话吗?邓大夫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骗你做啥?你看你肚子胀成啥样子了，严重腹水!他说，不对吧邓大夫，我这是浮肿。邓大夫说，胡说，浮肿和腹水是两码事。我的水平不高，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先腿肿，后蔓延到腹部……邓大夫说，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浮肿到腹部人还能活吗……咳，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叫你穿衣裳你就穿衣裳，哪来那么多废话。看他穿上衣裳，邓大夫说，你这个病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少说也半年了。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先是急性病，肝炎，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你怎么就不早点来看一看呀!他颤抖着嗓门说，我哪里知道是得了肝炎呀，半年前——不，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我还当成是累的……邓大夫问，你就没觉得恶心吗?不想吃饭……他回答，不想吃饭?我还恨不得美美地吃两顿红烧肉。

　　查出肝硬化之后他就住院了，三个月后，腹水消失，出了医院。从此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

　　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王永兴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篷货车停在支线上，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早晨喝米汤的时候，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火车站有一家餐馆，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但分队长回来说，赵来苟说了：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 

后来他们才听说，不叫去饭馆吃饭是怕他们逃跑。

　　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了越南。

　　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是货车，时停时走，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劳教分子蜷缩在车厢里。

　　火车经过高台县碱泉子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明水农场就在这里下车。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赵来苟才喊起来：停下，停下!谁叫你们卸行李的!我们要到清水河站下车，这里是碱泉子!有几个右派跳下车装行李，但这时火车又启动了，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我的被褥没拿上来……

　　黄昏时分，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马车拉着行李，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荒草滩上。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些地窝子，挖了许多窑洞。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碱泉子找行李。

　　新添墩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有些人这天夜里露宿在荒滩上，翌日晨喝过了菜糊糊，自己挖窑洞。

　　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一米，挖出来的土再堆高一米，上边横了一根圆木搭上椽子缮上碱蓬和笈笈草。因为椽子少，碱蓬和笈笈草上没压上多少土。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厘米高的土台子，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这是“炕”。晚上睡觉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唰唰声。天亮后起床，被子上落满了尘土。

　　喂，今天是十月一日吧?

　　起床后王永兴正在叠被子，已经穿好了衣裳的石玉瑚对他说。

　　啊，还就是的，今天是国庆节。

　　叠好被子，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瑚说。石玉瑚又说：

　　嗯，对，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呀老王，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

　　打水做啥?

　　嗳嗳，刮个脸嘛。国庆节了，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

　　收拾门面?怎么，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浪一转去吗?游山玩水去吗?

　　王永兴说完，心里就有点后悔。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这笑声是善意的或者并无恶意的，但却可能促使石玉瑚产生想法，以为他是在讥笑他。石玉瑚已经失去行走能力一个多月了。石玉瑚也是永登县人，他的老乡，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他来夹边沟之前两个月，石玉瑚已经在夹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开过荒，挖过排碱渠，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身体累垮之后才被分配到新添墩的农业队种地。

　　石玉瑚的确是垮了。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上厕所，他都在膝盖上绑着两只布鞋，跪着行走。他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走路，扭打扭打的。 

还在永登县的时候，他就认识石玉瑚：县教育局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们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石玉瑚很少发言，但言必有出。他很钦佩他。

　　他的玩笑话并没使石玉瑚介意，石玉瑚又说，嗳嗳，门面还是要收拾一下嘛，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你看你的样子，不到四十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就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哪里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简直像个贼配军。

　　像个贼配军?本来就是贼配军!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吃的啥喝的啥!

　　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提个不知道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出格了!因言获罪，教训还不深吗?

　　王永兴是1957年的暑假期间，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被定为右派的。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他写了一张《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后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又可应付了事，岂知过了一天，积极分子们就贴出几十张大字报，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定为极右分子。

　　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走到地面上来。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这地方还不熟悉，不知井在哪儿，该去哪儿打水。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有开水就打开水，没开水就提点凉水回去。于是，他慢慢走到沟口，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那炊事员问他打开水干什么?他说喝。炊事员说，喝?你还要喝开水?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嘴很婉转地说，没开水凉水总有吧，打点凉水行吧?炊事员说，凉水也没有!想喝到板坦井打去!他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勺子一抖搂他就要吃亏。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

　　这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王永兴有个习惯，吃过了饭总要躺两个小时。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吃到胃里后必须静卧使粮食在胃里充分地消化，肠胃充分地吸收营养。可是这天他刚躺下片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叫他：王永兴，王永兴在里头吗?他忙不迭地迎出去，嘴里喊着：赵庭基?是赵庭基吗?

　　他和赵庭基在门口的过道相遇，握着手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庭基说，我昨天就听说新添墩的人要全过来，今天就看你来了。哎呀，你怎么成这样子啦?王永兴说，怎么了，我怎么了?赵庭基说，你看瘦成啥了，脸成个长条条了，胡子一大把……我都认不出来了!王永兴说，那你以为你好看吗?你的胡子短吗?你都成骨头架子了!

　　赵庭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他们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小时候两人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只不过赵庭基的家境好，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不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解放后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赵庭基是中学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两人都见面晤谈。赵庭基有学识，口才又好，是县上有名气的教师。

　　两个人在“炕”上坐下，王永兴见赵庭基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土头土脸的?

　　赵庭基立即沮丧地说，唉，倒霉透了，我叫人偷了。

　　王永兴一惊：偷了?丢什么了?

　　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衣裳叫人偷光了，连饭碗都偷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八百块钱，叫人偷得光光的了。

　　嘿，你怎么这样做哩?钱能放在行李中吗?那要装在身上。

　　唉，一念之差。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前的几天到东边巡渠，遇上两个农民，把他给抢了。我就想着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

　　你就忘了防贼的事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迁移的时间该装在身上…… 

这么想过，但又想集体运行李，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贼敢偷吗?

　　偏偏就偷了!

　　嗯，偷得一文不剩。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

　　两个人说了会话，赵庭基就匆匆告别，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摘沙枣树叶的，时间不能耽误多了。王永兴叫他等一下，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还给他两张邮票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裳……

　　1960年的夏季，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十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因为缺少许多资料，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但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秋天就到来了。于是大概地确定了几个住人的点，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会议决定，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明春就要播种。至于农场规划，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会议还决定，夹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风沙又大，不宜农作物生长，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其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对于会议的决定，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

　　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挖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2］，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3］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一天，他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煨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时，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哆哆嗦嗦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兆远，他离家时才3岁。母亲还没坐下就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呜呜呜……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叫，叫爸呀，你叫呀……孩子叫了一声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的头说，我把你吓坏了吧?他没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坐了一天一夜火车。他说，我是问下火车以后怎么来的，这几十里路?父亲回答走来的，走了一天。他说，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有班车……坐到临水再有十多里路。父亲说，不知道嘛。他说，走乏了吧?父亲回答，乏倒是不乏，兆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倒是天气冷得……把人冻坏了。他说，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哽咽着嗓门说，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像是啸叫般地哭了一声：哎……我的娃呀……

　　儿子也哇哇地哭。

　　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变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地出去……

　　他说，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出不上力……

　　家里你就不要挂念，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 

父母在夹边沟呆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依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长道，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转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的这么难肠，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

　　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熟面是啥好东西，仅才带来七八斤!但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夹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

　　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边的马路上告诉父母亲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

　　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边的书拿出来——一天吃几调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可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尔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

　　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调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杈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了。

　　煮加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忙忙地央求；陈院长，那不行呀，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啥打饭?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

　　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调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不会被人发现，岂知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径直走到炉旁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忙否认，说不知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下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

　　踩扁了不行呀，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调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而是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煨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告罄，还剩了点狗肉干，还舍不得几顿吃掉。这时伙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

　　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边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外边已经干枯皱巴了，里边还有点柔嫩的心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干透的根心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夹边沟的炕洞，在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边的，而夹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

　　还有一天，他提个篮子去麦场提麦衣子煨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若是饥肠辘辘的右派，决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舅舅说过的话，民国十八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4］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 ——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石玉瑚静悄悄地走了。早晨，王永兴怀着对乡亲的崇敬之情亲视衬殓，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压在褥子底下。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大部分都是入睡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熄了。

　　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生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睡死过去。但是死亡不可遏止。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贺的老人，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说过。王永兴曾两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壅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

　　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了三具尸体。除了蔡子贺，另外的两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就躺着，一句话也没说过。

　　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

　　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三天，他的女人巨勤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四斤熟面和一包甜菜干。女人也被饥馑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患着严重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后去坐班车，可班车要等到第二天。她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女人连夜走到夹边沟来了。王永兴既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司匹林。翌日晨，女人的身体还没退烧，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两天，烧退了再回去，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两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

　　女人回去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巨生才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

　　他的姨妈从邮局寄来了两斤熟面。

　　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他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 

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痛，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得动不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或者脱衣，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这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

　　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弟和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有五六斤了——但他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他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调羹狗肉干，两调羹熟面，三调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仓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一页一页撕开，点着了，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

　　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响了几声，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

　　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死静死静。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噢——要回家喽!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号声：噢……回家喽……噢……回家喽……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回家的话题……

　　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笑呀，唱呀，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

　　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啦!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托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他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人直接送回家去。他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

　　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王永兴的心头忽地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是全部病号。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病人的!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冢。坟冢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米远。他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瑚，想起了蔡子贺，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庭基……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

王永兴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村私塾先生的家庭，虽未能赴大都市求学深造，但他一心向学，及长至老耕读不辍，精读典籍。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晚年出了两本书：《我的心声与轨迹》和《晚晴诗稿》。这里摘抄有关夹边沟的几首诗以示读者。

一

　　怀乡思亲二首1960年，余由酒泉夹边沟农场转场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因病住在地窖里，无床铺，躺在铺草的湿地上，备极悲苦。时在仲秋夜晚，望月怀乡思亲，占句以寄怀云尔。

　　明水明月月倍明，清光一片万里同。

　　深夜抱病坐月下，望月思亲忆永登。

　　明水仲秋月，水月同一色。

　　此夜不成眠，望月思亲切。

　　二

　　非沟夹边是平原，何以命名解亦难。

　　西望峪关四十里，南看丝路沿祁连。

　　北临金塔鸳鸯池，东去民勤戈壁滩。

　　是地口碑说右派，古今功罪论酒泉。

　　三

　　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

　　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1］河西地区寒冷、干旱，不能种冬麦，为了来年墒情好，入冬时必须灌一次水。而灌水又要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进行：水一灌进地里就冻成冰，像棉被覆盖土地。来年冰化雪融时节，土地便像发酵了的面团一样松软，适宜播种。

　　［2］炒熟或蒸熟的面粉。

　　［3］麦糠。

　　［4］人力车，也叫排子车。后记｜从2000年春季《上海文学》开始连载《夹边沟记事》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过一册《夹边沟记事》，但其内容不全是“夹边沟”，还有几篇我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夹边沟”故事，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现在花城出版社要重新出版这本书，且恢复了它的原名，我向花城的肖建国社长、编辑林贤治先生和张懿女士表达深深的谢意。吃水不忘挖井人，这里还要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编辑和朋友们。

　　我还要感谢长久以来关心和支持我的评论家雷达先生，尤其要感谢在我为此书搜集素材的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俞兆远、王永兴、刘文汉、陈金海、陈毓明、高吉义、陈宗海、关启兴先生和金月、和凤鸣、苏薇女士，感谢曾经伴我一起搜集过素材的冉丹先生。

　　谢谢读者。

　　2008年6月15日兰州